“對口支援”的汶川經驗

　　熊文釗認為，面對更大規模的新時期對口援疆工作，“汶川援建就值得好好總結。”在他看來，災后地方政府對口支援，是為加快受災地區恢復重建而實施的一項特殊政策，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在汶川地震發生后，這一模式受到國外政府和研究者的普遍關注，就在于它不同于政府間一般的經濟技術合作和貧困幫扶，更不是簡單的國家財政轉移支付，此模式功能獨特。”

　　采訪中，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岸元向本刊介紹了對口支援在汶川地震災后重建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建立了一種地方政府橫向轉移支付，不同于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只解決了錢的問題，這種橫向轉移支付不僅把錢帶過去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實現了人、財、物、知識、能力等各方面的全面支援。”而這種對口支援正好培植了受援地區最需要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受訪專家就此總結了三方面特點：其一，提高“自身造血”功能。災后地方政府對口支援模式強調在災區支援中一定要處理好“輸血”和“造血”的關系，堅持“外界支援”與“自力更生”相結合。比如，除了要求對災區加強橫縱向財政轉移支付外，還強調加大災區心理治療、教師培訓、干部交流、人才輸送的力度，為災區強化“自身造血”功能和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精神支撐和智力支持。

　　其二，強化政府“社會統籌”功能。災后地方政府對口支援模式要求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多元投資”的重建機制，促進災區援建中人、財、物的合理配置，大力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所以，政府在重大災害發生后除了在災害救助中起主導作用外，還在災后重建中扮演“社會杠桿”的角色，充分發揮自身在災害管理中區域聯動、統籌協調、宏觀調控的作用，優先解決好基礎設施重建、生產恢復、促進就業等民生問題，促使災區恢復重建工作有序推進。

　　其三，加強地方“合作共贏”功能。減少了支援方與受援方在合作項目和合作方式上的盲目性，實現彼此功能上的良性互補和無縫對接，保障對口支援工作的順利進行。例如，支援汶川災后重建時，就充分考慮了各省市的經濟實力、災情程度和歷史關系，兼顧災區早已形成的對口支援格局，從而提高了對口支援的針對性、可行性和持續性。同時，災后地方政府對口支援模式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要求對口支援的各省市深刻認識到援建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合作性，最終實現對口支援雙方幫扶共進、合作共贏和優勢互補。

　　事實上，本刊記者了解到，上述經驗都充分吸收到了對口援疆工作指導思想和具體實施方案中了。

　　對口支援亟須走向制度化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相比汶川經驗，對口援疆需要多吸收以往的對口支援經驗。

　　有關專家梳理了值得重視的5個方面問題：首先，實施對口支援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對口支援和經濟技術協作法律制度存在缺乏協調性、實施過程中存在隨意性和不確定性、援助項目實施效果無法保證等不足。

　　其次，對口支援的實施、管理體系和激勵機制不健全。一方面不利于激發參與支援工作的不少發達省市的企事業單位及有關人員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無法保證支援工作達到預期目的。例如，有些項目的前期開發程序不規范，有的項目則在簽訂后難以落實，還有不少項目在實施過程中夭折，這些問題導致一定程度上挫傷了雙方的積極性。

　　再者，缺乏科學、有效的評估機制。例如，在有關對口支援工作中，因政策評估工作缺失，導致一些事實上已經失效的政策目前仍然在實施。同時，現行的對口支援政策監督的廣度和深度還不夠，監督的內容還不完整，缺乏績效監督的內容。

　　其四，受援方和支援方均存在著一些不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技術經濟研究部前部長郭勵弘認為，在以往的災害損失嚴重地區對口支援中，由于缺乏和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系統規劃，導致“受災地區的房子、基礎設施可能建得很好，卻很難形成產業。”受援方在選擇援助項目時，有“短視”現象，存在著以爭取資金物資為主、以爭取無償支援解決眼前困難為主、單純追求項目數量、存在一定的“面子”工程等問題。同時，支援方對援助工作的思想認識高度不夠，確定援助項目時注重追求自身的利益，援助資金使用效率不高，對援助項目的后期追蹤管理力度不夠等問題。

　　還有，未能正確處理援助政策實施過程中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很多項目是在政府主導下開展的，難免重蹈計劃經濟的覆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有的是政府服務政治大局意識不強，未能充分發揮引導作用，呈現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熊文釗認為，“當前的對口支援還不是制度性的安排，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應急處理。”因此，他認為需要加快將其納入法制化軌道，轉化為制度性安排，“通過一套制度、一套標準和一套程序，以法律形式將對口支援關系固定下來，區分無償援助與有償援助的經濟協作，建立市場化的支援項目的跟蹤協調制度，這是對口支援政策長期有效實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