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企業對農民工不再“吝嗇”，要想企業舍得漲薪，政府部門也不能缺位。鑒于工人力量分散、議價能力不高的現狀，政府部門、工會組織在勞動執法和維護工人權益方面，特別是在“漲工資”方面，應敢于介入、及時介入，為工人撐腰

　　企業利潤增長曲線是一條陡峭的上揚線，而農民工工資增長曲線卻是一條水平線。新華社記者日前對珠三角部分農民工的“錢袋子”進行了摸底。記者發現，不少企業農民工工資與企業利潤基本“無關”，基本工資10年幾乎沒有漲過。(本報今日1版)

　　一些企業對農民工的“吝嗇”，可以部分解釋經濟回暖之下出現“用工荒”的原因。每月不到1000元的工資，對中西部甚至偏遠地區的人來說，也基本失去了吸引力。企業堅持不漲工資的原因，一方面以為廉價勞動力可以招之即來、取之不竭；另一方面，很多出口企業從事的都是來料加工、品牌代工等行當，經過市場招標層層壓價，賺錢的空間有限，只能從工人身上“壓縮成本”。這種低福利的模式，長期被視為一種獨特的競爭力，也是一些地方招商引資的重要籌碼。

　　在普遍的低工資環境中，像富士康這樣被海外直稱為“血汗工廠”，甚至不斷有人跳樓自殺的企業，依然能夠門庭若市。原因無他，最大的吸引力可能來自“高工資”：普通工人收入可以達到兩千元左右，還有集體宿舍住，宿舍甚至還有獨立衛生間、空調。這在當地的企業里，已經算很好的待遇了。

　　看來，去年以來嚴重的“用工荒”，并沒有給部分企業帶來教訓，也沒能“倒逼”多數企業提高工資待遇。經濟一轉暖，企業日子好過了，就忘了同舟共濟的員工。也有一些企業，可能確實無力承擔漲工資的成本，一旦提高工資標準，那點微薄的利潤就所剩無幾，所以只能維持這種低水平的增長。在中央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集約型和創新型發展道路的大環境下，這樣的企業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掌握了就業主動權的工人，也會用腳投票，拋棄這些“吝嗇”的企業。

　　也有一些企業，尤其是一些外資企業，雖然業績逐年增長，卻也學會了“入鄉隨俗”，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甘之如飴。在勞動者權益完善、工會組織一言九鼎的本國或本地區，他們可能也不敢如此“摳門”。究其原因，一些企業主根本沒有把工人當作企業的重要財富，而是和機器、廠房一樣，僅看做是生產工具，當然也沒有要與他們分享企業財富增長的意愿。其實長遠看，這也無異于割股啖肉。

　　資本的目的在于逐利，為了利潤的最大化，就可以無視工人權利，甚至拿人當機器。只有法律法規，才能讓資本恢復理性。事實上，人數眾多的農民工，早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作為一個集體，還入選了去年《時代》年度人物。但是，他們至今還頂著一個“農民工”的帽子，干著工人的活，卻只能享受農民的待遇。因此，要提升農民工地位，首先應該廢除這種不合理的用工制度，還給其產業工人的完整權利，才有與資方進行談判的條件。

　　以前每到年底，政府部門都會幫著農民工“討薪”，如今要想企業對農民工不再“吝嗇”，要想企業舍得漲薪，政府部門也不能缺位。鑒于工人力量分散、議價能力不高的現狀，政府部門、工會組織在勞動執法和維護工人權益方面，特別是在“漲工資”方面，應敢于介入、及時介入，為工人撐腰。今年兩會期間，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表示，工會正在探索多種長效機制，支持工會主席幫職工維權，改變工會主席“端老板飯碗不敢維權”的狀況。目前，一些地方也已開始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以扭轉“漲工資”談判中“勞弱資強”的局面，有的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不用擔心因此損害當地的“投資環境”，“血汗工廠”從來不是一個體面的符號。這也是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經之路。只有工人待遇提高了，低水平發展的道路走不通了，才能淘汰一批落后企業，“倒逼”一些企業依靠科學技術和自主創新謀發展。(丁永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