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的一個事實是，湖北十堰市市民彭寶泉是因涉入一次上訪事件后，才被送入精神病院的。這次上訪毫無疑問為該市的管理者制造了麻煩。在這場由一群職工因感到企業轉制不公而向省紀委巡視組發起的上訪中，并非該廠職工的彭寶泉幫他們拉橫幅、拍照。他隨后被拘留，并被送入精神病院。

　　正是這個事實，讓我們感到有責任對此事追問到底，它觸及了我們社會的痛點。為謀公權的便利或私人利益，而將無辜者送入精神病院，是久已存在、曾多次發生過的悲哀現實。我們擔心這一次也不例外。

　　為消除這種擔心，我們迫切想知道：當地警方和醫院在處置此事時，是否窮盡了所有可能，選擇了最恰當的處理方式？是否遵守了精神病院收治病人時通行而必要的準則？以及最重要的，是否不挾私心、真誠地進行了最慎重的考慮？

　　盡管當地警方已經對此事進行了部分回應，但在這些回應中，上述問題的答案依然模糊不清。

　　首先是收治彭寶泉的程序。彭寶泉是被警察直接送進精神病院的，而就連收治的醫生也表示這是“特殊情況”，因為按照一般準則，這種收治應該有家屬陪同并簽字。

　　問題的核心并不在于彭寶泉究竟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問題的核心是，他作為一個公民、一個人，有沒有被正確對待。

　　拘留彭寶泉的行為，至少說明警方認為他涉嫌觸犯法律。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不難勾勒出正當的程序：被拘留者應當由法律來判定其違法行為是否成立；對其是否患有精神病的考量，應該在這個法律程序中，由獨立的機構來判定，并作為法院判決的依據；除了通過法律程序外，作為一個自由的、有家庭的公民，彭寶泉是否進入精神病院，應由他或他的家人決斷，而不是由政府或其強制機關。

　　遺憾的是，警方幾乎是草率地就將彭寶泉丟進了精神病院。據我們所知，警方并沒有嘗試進入法律程序，也沒有窮盡所有可能來尋找他的家人──隨后發生的事證明他們并不難找，許多記者迅速地采訪了他們。

　　這讓人生疑，將彭寶泉送入精神病院，究竟是警方在無奈之下的唯一選擇，還是一個主動的，甚至是帶有深意的選擇？這究竟是一種救助，還是一種懲戒和責罰？

　　我們的疑慮基于如下事實：彭寶泉是在參加了一次對政府來說是惹麻煩的上訪事件后，被政府的強制力量送進了一所政府擁有的精神病院。不難推想，這家精神病院對代表著政府強制力的警方往往很難拒絕。

　　我們的疑慮還受如下事實支撐：彭寶泉是一個“惹麻煩”的人。當地警方對他有惡劣的印象，稱他曾因“毆打并侮辱他人導致被行政處罰多次，2008年又被判刑一年”。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就在不久前，湖北青年陳永剛因在網上質疑“縣領導搞形象工程”被公安機關拘留，又因輿論壓力被釋放，而這一事件之所以被披露，正是因為陳永剛在被拘留之前將消息告訴了彭寶泉，并通過后者向外界求助。

　　盡管這些事實并不能構成直接的邏輯關系，但它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讓我們對這一事件保持合理和必要的懷疑：將彭寶泉送入精神病院，除了可能有程序上的失誤，是否存在著更多考慮？送入精神病院是否被當成了一種懲罰的方式？

　　拋開諸多因素不提，一個給政府帶來麻煩的人，被政府的強制機構送入精神病院，這個過程已經足以令人警覺了。這種警惕是有足夠多的事實支撐的——通過行政命令，將帶來麻煩的人強行送進精神病院，在山東新泰發生過，在河南開封發生過，也在其他地方屢屢出現。這樣的事件如此之多，使我們擔憂，精神病院已經成為一套在法律之外形成的潛在懲罰手段的最終執行者，許多行政部門用這套懲罰手段來管束那些“不方便”用法律懲治的不順從者。

　　也正是出于這種判斷，我們才對十堰市新近發生的這起事件保持高度關注。我們并不是直接指稱這又是一起用精神病院管束制造麻煩者的案例，但我們認為，澄清這一事件中的所有疑點是有必要的。只有對每一個個案中的疑點都進行追問，才能減少那些“被制造”的精神病人。

　　因此，作為媒體，我們有義務呼吁對彭寶泉的命運進行強烈和持續的關注，直到所有可能存在的程序錯誤被糾正，所有可能存在的不當執法被撤銷。本刊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