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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前孟子就說過，“有恒產者有恒心”。中央黨校專家指出“橄欖型”分配格局，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

　　本刊記者/王全寶 文/劉長欣

　　4月5日，在居住了近四年的房子里，李哲打點行李，決定放棄四年的北京生活，回家鄉江西南昌發展。近一年的時間，李哲一直游走于北京的各個樓盤，但最終未買。不是沒有相中的樓房，而是房價高企讓他望而卻步。

　　2006年大學畢業后，李哲進入北京一家報社工作。四年下來，李哲的感受是，現實越來越令人無奈。“房價在猛漲，而工資一直在原地徘徊，盡管是所謂的‘白領’，但對未來在北京買房沒有太多期待，二三線城市也許更適合我。”

　　對于目前有些“白領”轉向二三線城市找工作，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陸學藝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是房價太高，而更為嚴重的是高房價將使有些人退出“中產階層”，這將影響中國構建“橄欖型”社會。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求是》雜志上發表文章強調，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此文一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中產”現狀堪憂

　　按照社會學理論：橄欖型社會結構是最穩定、健康的社會結構模型。4月5日，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主任吳忠民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所謂“橄欖型”分配格局，這是中央高層首次系統闡述。但溫家寶在文章中采用“中等收入者”的說法，而不是“中產階層”或“中產階級”。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首次正式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2003年年初，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委托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設立《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戰略研究》的重點課題，陳新年是該課題組負責人，“當初我們做這方面研究的時候也是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其實內涵上(中等收入者)跟‘中產階層’還是比較接近的。”

　　2005年6月，這份名為“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戰略”的研究報告提交給國家發改委規劃司。

　　課題初衷是為了配合制定“十一五”規劃綱要，這份報告認為，“規范初次分配領域的秩序”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主要途徑。“不斷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讓更多的低收入人群進入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中來”是報告中最大的亮點。

　　據陳新年回憶，在2003年承接課題時，有關中等收入者概念的界定就存在很多爭議。按照當時國家統計局對現有社會結構進行的五等分法，無法確定中等收入者比例到底有多大。

　　經過分析比較，課題組根據個人以及家庭年收入為標準進行劃分，確定“家庭年收入5.37萬〜16萬元，個人年收入3.4萬〜10萬元”為中等收入者。

　　對于目前中等收入者的標準，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后表示，按照現在狀況，個人年收入達到6萬〜10萬元，才算是中等收入者。

　　蘇海南認為，目前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很小，中等收入者群體沒有形成他(她)們特定的行為規范和相應的價值體系。

　　對此，吳忠民也認為，在比較成熟的現代社會當中，中等收入者應該占80%左右。他認為，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心態是“現實的不踏實，未來的不確定”。

　　“擴中”難題

　　自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就強調，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

　　今年兩會結束后，有媒體報道被寄予厚望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被國務院退回修改的消息。

　　“指導意見”起草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間前后舉行了6次征求意見討論會，但至今也未能與公眾見面。

　　按照國家發改委早在2006年就已經確定的“提低、擴中、調高”的改革思路，據曾參與討論的專家表示，“提低”較為容易，而擴中、調高的改革，因涉及到財政、稅收等諸多部門，利益很難平衡。

　　上述專家表示，在稅收起征點上一直存在爭議，當前工薪階層70%月工薪收入尚未達到現行的2000元起征點，如果不較大幅度提高個稅起征點，很多低收入群體很難成為中等收入者。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實曾指出，政策很難在“擴中”方面直接發揮作用，是因為一個國家中產階層的擴大，和整體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同樣，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也認為，“擴中”的整個過程可能要持續一二十年的時間，政府很難從行政上直接介入。

　　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兩個提高”是針對當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的，更有學者指出，目前收入分配結構仍是“金字塔型”。

　　那么，收入分配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換，有哪些影響因素呢？蘇海南認為，分配秩序混亂和分配關系不合理是主要因素。

　　陳新年也認為，影響因素從層次上來分，一個是初次分配，另一個是再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有很多問題沒有理順，導致低收入者很難進入中產階層。比方說一些壟斷行業進入門檻不是均等的。

　　陳新年進一步分析認為，在制度層面，國有經濟領域里看電表的人年薪可達二十萬；在非國有經濟領域里面，包括外資、港澳臺的企業，是利潤型企業，工資壓得非常低，限制了這些人成為中產階層。

　　吳忠民擔憂的是，現在不是“擴中”的問題，而是如何“保中”。由于房價的提高，部分中等收入者可能要從中產階層當中退出來。反過來，由于房價很高，進入中產階層的門檻也提高。未來很多不確定因素會影響中產階層：房價、通貨膨脹、失業等。

　　“橄欖型”社會

　　去年，重慶社科院多位專家聯手完成了2008年度重慶市重大決策咨詢研究課題《重慶市社會各階層狀況調查分析》。課題組專家認為，重慶目前的社會階層結構呈倒“丁字型”，顯示處于較低社會位置的群體較大。

　　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我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從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來講，1978年我們行業的平均工資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劇上升。

　　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拉大，社會的不穩定性、腐敗現象都在迅速增加。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分析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意義重大，攸關社會公平與穩定。

　　在政策思路上，陳新年建議，打破戶籍制度，推進城市化進程，發展公共教育；發展民營經濟，讓民企與國企、外企平等競爭；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打破壟斷，放開行業準入；大力發展各種中介組織，鼓勵職業人員規范化發展。

　　蘇海南認為，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基本收入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消費結構要完善。有很多制約性因素，包括教育、養老、醫療等等，這些都壓抑著中等收入者群體的擴大。

　　竹立家進一步認為，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最根本的是要從技術性改革向行政體制改革轉變，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讓權力逐漸淡出社會分配機制，否則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非但不能帶來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相反，可能因為它的分化帶來社會的兩極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