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涉嫌受賄1190萬元一案，目前正在本市一中院審理。

　　畢業于北京大學的王益，案發前不但有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國開行副行長的耀人光環，而且還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聘為博士生導師，并協助創辦了光華EMBA。王益其人，大概是一個“有情有義”、“知恩圖報”的人。這一點，從他事發被調查時，讓央視美女主播劉芳菲把他讓行賄人李濤給劉的200萬元購房款還給李濤，并讓劉給了李濤4萬元利息，成功地“拯救”了一位央視女主持人和自己的前女友，可以得到證明。比起山東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副省級)2007年7月指使親信在情婦柳某的轎車上安裝爆炸物把她當街炸死，以及近日浙江溫州甌海區委書記謝再興怒殺老下級情婦邵某并拋尸大海，顯然，“無情郎”與“有情人”有云泥之判，柳某、邵某只能在陰曹地府自怨自艾遇人不淑，劉芳菲或可額手稱慶。

　　王益更讓人“感動”的地方，還是對北大的情義。他從一個“樂盲”突然變得有了“音樂靈感”，創作大型交響樂《神州頌》，并把創作成果歸結為6年北大教育給他的影響。一直以來，一個人有了成就，取得成功，都愿意提及學校的影響，或家庭、組織對自己的幫助。而學校、家庭、組織也都樂于“笑納”，更有具體的師長、親人或負責人挺身而出，大談好學生、好丈夫(媳婦)、好同志的成長經歷。但是，一旦這個人從好變壞，比如變成正在受審的王益，或已經雙規的謝再興，這些人似乎一下子像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成為無人認領的“失物”。

　　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些人手伸得特別長，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過錯歸于別人。在我看來，出了一個好人，大家都出來說和自己有關系，出了一個壞蛋，集體失語，這起碼違反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好像已經多年不講唯物辯證法了，不講內外因，不講主客觀。不久前,原共青團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市政協常委王亞麗“造假騙官”真相大白。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村大姑娘，竟然能夠通過身份、年齡、履歷、檔案造假，當上地區高官。怎么考察的，誰承擔提拔的責任、用人的責任、監督的責任，統統沒有下文了。

　　從王益到謝再興，無論是大官還是小官，只要是人，就都有犯錯誤或犯罪的可能。不管是學校或組織，都不能保證自己教育、培養的人一個都不出問題，個個都成為棟梁。但是，我們需要好好研究這些人的問題是怎么出來的，找到防止問題鬧到難以收拾的對策和辦法。據報道，謝再興“一直是組織部門重點培養對象”，他當三門縣委副書記、代縣長、縣長時，就和擔任團縣委副書記、書記的邵某相好，且有七八年時間，在臺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或說是“公開的秘密”。官員出了問題，不能都推給組織部門，謝再興本人就曾掛職任浙江省委組織部組織處副處長。組織部門也是由具體的一個個人組成的，“重點培養對象”出了問題，也應當有具體的人承擔培養責任、用人責任。只有讓培養、用人的人都負起責任，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培養、用人失誤。　蘇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