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發生六天六夜后，施工方公布了153名被困人員的詳細名單及籍貫。在4月3日中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中煤一建公司工會主席栗輝宣讀了這份名單。但由于僅僅只是口頭公布，未向記者提供書面資料，其中錯漏不少，因而引起諸多質疑。(4月4日《中國青年報》)

　　把這么簡單的一件事搞得這么復雜，也難怪安全生產總是抓不上去。

　　不過，這份“口頭公布的名單”也并非沒有可解剖的價值。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借這份名單倒推出目前公布的被困者人數的可信度。此前，官方發布的被困人員數字經過多次更改，有123人、152人、153人之說，外界對此產生懷疑。另據透露，幾天前，報道“被困人員可能超過260人”的一家媒體，已經發來道歉信。可見，相關方面對被困人數是非常敏感的。這不難理解，被困人數的多少，會影響到事故的定性以及最后的問責力度。而一旦人數確定之后，考驗的就是企業方的公信力了，倘若有變化，就會引發信任危機。

　　由于知情權的限制，公眾和媒體都不可能驗證目前公布的被困礦工數量的真假，只能由企業來自證清白。如果企業有信心，當然不缺少將被困礦工名單等相關信息坦坦蕩蕩公布出來的動力，換言之，如果像現在這樣的，和輿論玩躲貓貓，大擺迷魂陣，那么公眾和輿論只能理解為是缺少信心的表現了。從兩名被困礦工有籍貫無姓名，以及被困礦工分布從15省變為14省等種種細節都可以看出，漏洞百出的“自證清白”只能激起更大的質疑。

　　“口頭公布被困者名單”，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當前礦難治理的一個縮影。礦難發生之后的事件處理機制，本身也是礦難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以此才能吸取教訓，總結經驗。但事實上，我們在這方面的制度建設乏善可陳。為什么每次礦難發生后，有關死亡人數、事故原因等關鍵情節都一波三折，撲朔迷離？因為我們既沒有信息公開方面的制度安排，也沒有對說謊者相應的懲戒。這本身就是“副總理批示公布被困者名單”的尷尬。

　　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