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用漢語喊“大娘”的日本人

　　1992年，東京。60多歲的山西省盂縣大娘萬愛花，在踏上“慰安婦”問題國際公開聽證會的講臺四五分鐘后，雙手還舉著，忽然倒了下去。

　　“我當時就在臺下，眾多國際代表都非常吃驚，趕緊跑過去看。曾被日軍施暴的中國女性所受傷害有多深，迄今都銘刻在我心中。”中日交流促進會代表林伯耀說。

　　很多攝像機都捕捉到了這一瞬間，第二天，不少日本報紙刊登了這一畫面。這是中國女性在沉默近半個世紀后首次站出來，說出了“一生最痛苦的回憶”，作證二戰期間侵華日軍的性暴力罪行。

　　這一次，萬愛花大娘還去了日本其他地方作證，講述苦難的回憶。岡田大學教授石田米子看到了她的照片，聽到了她的演講。當年，她第一次踏上了萬愛花家鄉的土地。

　　1992年的日本經濟GDP總額是 4804921億日元，中國是26924 億元人民幣。當時來到盂縣的石田米子等人，驟然面對的是一個黃沙滿天的陌生農村。

　　“我們來的時候是冬天，一點綠色都沒有，到處都是這樣的巖石，每一樣事物都叫我們吃驚。”她朝車窗外飛逝的黃土高原揮揮手，如今光禿禿的荒涼黃色是她的老相識。

　　那時候農村的人們也盡可能“設宴款待”了她們。石田女士扳著指頭，直接用中文來數當時的佳肴：“土豆、紅蘿卜、玉米……一點肉也沒有。”

　　當然，她們對中國農村的吃住都“完全不習慣”，不過最叫她們嚇一大跳的卻是另一樣——

　　“廁所！”石田米子一拍掌，掩口笑起來，“兩條石頭一個坑，低頭一看，旁邊就養著豬！”

　　當時跳入這位大學歷史學教授腦中的第一反應是：“學歷史的時候，我看過中國漢朝的畫像磚上有廁所外養豬的形象，咦，原來現代20世紀的中國也有！”

　　令中國青年報記者驚訝的是，即使是不懂中文的日本志愿者，交流中也都一定會說一個漢語詞：不是“你好”，不是“謝謝”，也不是“吃飯”，而是“大娘”。

　　“這是最初來的時候就這么叫了。”1992年第一次到盂縣時，石田米子就聽到大家喊萬愛花“萬大娘”。

　　“1996年我們來到農村調查時，大家就叫開了，不過我因為年齡相近，總是喊她‘萬大姐’。‘大娘’這個特定的稱呼，是包含了我們對堅強地面對傷痕、勇敢站出來為歷史作證的女性們的無比敬意。”石田米子說。

　　“在我們中間，誰都沒有中國農村工作的經驗。而且，這項調查是緊緊圍繞每個受害女性相關的村莊的，我們試圖借此來重新審視我們自身對于那場戰爭的認識。因此，沒有任何可以稱作是調查模式的東西，整個調查也就是不斷地犯錯誤的嘗試過程。”她在調查筆記中寫道。

　　“她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讀寫，因此讓她們自己寫下來是不可能的。村里的男性都能看懂我們提供的文字材料，而對婦女，就算是拿地圖或者抽象的圖像給她們看，她們也很難說明。我們只好拿紙畫上一座山、幾座炮臺，再問：能指出你的村子在哪里嗎？還常常得不到回答。而對于地名、人名，她們都是通過聲音來認識的，無法通過文字溝通。”石田在調查筆記里如此記述。

　　當她訪問戰爭期間盂縣發生的“南社慘案”時，問村民們：“這是發生在百團大戰之前還是之后？”男人們基本都能回答得上來，而女人們卻連“百團大戰”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調查中一個非常大的難題是，大娘們的方言口音濃重，而且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因此翻譯不能只懂普通話和日語的互譯。

　　“我們發現，能夠完全聽懂沒有上過學的盂縣農村老人方言的中國人，在太原市幾乎都沒有。我們找到了少數正在山西、河北、內蒙古留學的日本留學生，還有當地翻譯。”石田米子說。

　　“由于表述的條理不清，以及詞匯不充分，或者出現了無法合適翻譯的當地方言，就會容易產生誤解。所以我們非常慎重地對全部證言進行了錄音。對重要證言的全部或者部分，不僅僅依靠翻譯出的日語，而是反復聽保留在磁帶上的證言者的原話，最終才形成現在的譯文。”

　　盂縣西煙鎮、河東村、羊泉村、南社村……這些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的地名，如今，在日本志愿者的筆下，化成了16位已知受害婦女受害地、被綁架地的示意圖。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些民間團體的所有人都不是專職人員，他們有的是律師，有的是教師、公司職員……所有工作都是他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業余時間完成的，沒有任何酬勞，只有付出。

　　隨著時間流逝，知道了她們的調查、施以援手的專家和機構越來越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山西省史志院、山西省檔案館、山西大學……

　　從1996年到石田米子等人的《發生在黃土村莊里的日軍性暴力》一書誕生的2003年，日本民間調查團留下了150多盤珍貴的磁帶記錄，每盤時長為兩小時。

　　2004年4月27日，《發生在黃土村莊里的日軍性暴力》和相關錄像資料被作為“慰安婦”索賠案的證據，提交上了東京高等法院。

　　但2005年3月，東京高等法院認定了“慰安婦”事實，卻駁回萬愛花等人的請求。同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她們的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