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西南大旱提醒政府，必須對農民承擔起這樣的公共財政責任。為此，政府必須把“財政均等化”作為一項安排財政支出的基本原則確定下來，并認真地執行

　　西南發生大旱，各級政府動員起來，投入到抗旱救災中。比如，政府派出工程隊在西南地區緊急打井，北京有關部門組織青少年向災區民眾捐水。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本次大旱已經暴露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制度問題：政府對鄉村地區基礎公共設施存在巨額投入欠賬，現在各級政府必須立刻嚴肅地思考如何扭轉這種局面。

　　自年初以來，媒體、官方就在談論西南大旱。不過，大旱似乎可以分解為兩個不同的問題：一是農民的飲水問題，二是農業生產、糧食減產或絕收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當然有關聯，但其性質畢竟完全不同。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于飲水問題，立刻會發現一個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現象：媒體報道的飲水困難的居民都生活在鄉村。圖片上那些辛苦取水的人都是農民，那些生活在農村的孩子飲用不清潔水的場景，最令人傷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幾乎沒有城鎮出現飲水困難的報道。這樣一個嚴重的不均等現象之所以被人們忽略，實在是因為，人們似乎本能地以為，這種局面是很正常的。

　　但是，略加思考，我們就不能不說：這種局面是當代中國最大的不正常現象，也正是本次大旱之所以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的原因。考察網絡輿論、尤其是政府發出捐款抗旱倡議之后網絡輿論的反應，可以看出，本次大旱，真正觸動人心的其實是宣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據說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了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實力也已經達到世界第二；又據說，中國人從來不缺錢，僅僅是昆明市，用于城市建設的資金每年就數以百億計。然而，僅僅因為天氣干旱，云南、貴州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卻無水可喝，連最基本的生存都面臨危機。公眾不能不產生一個強烈的疑問：為什么？

　　這一點，才是面對本次大旱，全社會、尤其是決策層應當思考的最大問題。可以說，導致農民無水可喝的根本原因，不是干旱，而是政府的失職。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政府對鄉村、對農民采取了一整套歧視性政策：大規模地汲取鄉村資源，80年代之前是糧食，80年代之后是勞動力；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資金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忽視農民。政府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集中于城鎮，尤其是大中城市。政府花在每個農民身上的公共資金，與花在每個城鎮居民身上的公共資金的規模，無法相提并論。

　　也就是說，政府財政對鄉村、對農民采取了系統的歧視性政策。本次旱災中出現過一張廣西東蘭縣老農跪求政府修路的照片，當地政府出來反駁說，那是農民作秀。據說，政府已安排補助資金6萬元修建這條公路，其余由農民以投工投勞的方式修建。由于村莊外出務工較多，政府便用以資代勞的辦法籌資。這個小故事也恰恰透露了政府對城鄉居民承擔公共責任的制度性歧視：城鎮建造道路，似乎從來沒有法律、政策要求城鎮居民投工投勞，也從來沒有要求城鎮居民以資代勞。那么，何以這樣的制度卻可以加諸農民頭上？正是這樣的制度讓旱災透出異樣的味道：農民是這個國家的國民，他們卻只能靠天喝水。

　　這樣的歧視性財政支出制度該從根本上予以改變了。現代國家的基本原則是國民一律平等。它不僅要求民眾相互之間相互尊重，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不論他生活在城鎮、鄉村，生活在首都還是云南、貴州。這種平等，既包括政治、法律權利的平等，也包括福利的平等，即使考慮到地區差異，起碼也應當做到，每一個國民都可獲得維持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品，比如清潔的飲用水。這一點，以現代社會的技術，完全可以做到。比如，即便是在云貴這樣的山區，政府只要愿意，完全可以為每個村莊建設常規的或簡易的自來水系統，這并不用花費多少資金。

　　西南大旱提醒政府，必須對農民承擔起這樣的公共財政責任。鄉村再遇到大旱，可以減收、絕收，但農民起碼有水可喝。為此，政府必須把“財政均等化”作為一項安排財政支出的基本原則確定下來，并認真地執行。所謂均等化的含義就是，各級政府用以鄉村居民的人均公共支出規模，應等同于用于城鎮居民的人均支出規模。考慮到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對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巨額欠帳，甚至在一定時期，比如八年、十年內，省級政府和中央級政府的財政應當實施一項向鄉村傾斜的特殊政策，以便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縮小城鄉公共基礎設施之間現有的巨大差距。

　　這也是實現經濟結構轉型的良好契機。過去二十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城鎮化，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鄉村巨大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完全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新發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