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門”事件又有了新的案例。64歲農婦不滿征地補償,被新鄭市辛店鎮副書記罵為“母老虎”,老太太回罵一句“你們全家才是母老虎”,結果被拘留。

　　“老虎門”與“茶杯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肇始于口舌之爭,結果于鄉民被拘,基層政府的政治生態以及鄉民權利困境在典型環境中得到了典型體現。有論者將問題歸罪于基層警力的“家丁化”,有一定道理,但不細細思忖一下“家丁化”警力所根植的土壤,問題仍然沒有全部廓清。

　　兩件事的當事人都是鄉鎮一級領導,而鄉鎮政府為中國最低一級政權組織。更進一步說,這一級處于行政工作末梢,在數量化、指標化的政府工作任務委派方式下,任務層層下達,具體執行往往就靠這末梢一級完成。因此,這一級是壓力最大的。

　　這一級不僅是壓力最大的,同時又是法治土壤最稀薄的。在科層制的行政結構下,政府工作可以按照法律法規的授權、程序按部就班地進行,但是當這種結構延伸于鄉鎮這一末梢,科層制的效用明顯減弱。因為,在鄉鎮及以下,鄉俗、民情等傳統因素以及熟人社會的種種人情關系,其作用力超出了法制,而鄉鎮一級的領導要考慮完成具體政府工作的執行任務,往往不會按照法律法規的條陳按部就班地來,個人魄力成為主導。一旦過于追求個人魄力,就難免出現各類“XX門”事件。簡單來說,當權力在法理意義上的規范逐級減弱,而工作壓力又逐級加大,鄉鎮領導往往會以個人魄力追求謀事效率,行政規范、鄉民權利就都難有保障了。

　　在傳統中國,即便是到了縣一級,縣官到任的第一件事,也是處理好政府與地方鄉紳之間的關系。地方鄉紳代表了地方自治因素,存活于地方習俗、人情關系之中,是縣官們需要“攀附”的一支力量。事實上,基層權力的工作效力,直接取決于它多大程度上接上了“地氣”,尤其是在基層官員仍然是上級委派的情況下。這種接 “地氣”的方式,體現在當今,則是鄉鎮以下的基層民主;鄉鎮以上決策、下達任務多于具體執行,科層結構之效力可以充分體現。而鄉鎮一級則成為一個“城鄉結合部”,很多不規范因素多在此滋生。

　　“老虎門”與“茶杯門”,正是基層政府的政治生態以及鄉民權利困境在典型環境中得到了典型體現。就以警力“家丁化”來說,正是由于現代政府運作規范到了這一級往往缺失,正是由于基層民主沒有延伸到這一級,也正是由于政府工作具體執行任務往往壓在了這一級,鄉鎮主政者于是往往借助財政、人事等可自主支配的資源,而將各基層職能部門高度整合在一起,在個人魄力的主導下“一個拳頭對外”,不按常理出牌,不僅能將警力“家丁化”,甚至連公檢法都能被其“家丁化”了。 肖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