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關于山西假記者的最新報道，再次引起輿論震蕩。假記者出現在山西，早已不是什么讓社會感到陌生和新鮮的消息。近年來，類似報道不時進入公眾視野。而此次媒體披露的山西忻州出現的“假記者專業村”，由于“大量無業青年冒充記者敲詐煤礦”引起新聞出版總署的重視，相關部門派出調查組正在進行調查和處理。

　　從媒體報道情況來看，盜采煤礦爆炸中，多名死傷者都有“記者身份”。盜采事發后，曾經以“記者”身份活動的礦主在逃，沒有逃跑的受傷者在病床上見到媒體記者來采訪，依然親切地說“我們是同行”，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媒體披露，在忻州市一些遠近聞名的“記者村”里，很多人在“冒充記者敲詐煤礦”。而煤礦出現事故后，礦主、礦長也不管來的記者是真是假，一律發錢，正所謂“破財免災”。這一點，從中國貿易報山西記者站聘用人員蘭成長之死，到西部時報山西記者站記者戴驍軍冒險拍攝下真假記者排隊領封口費的真實場景等諸多事件中，一再得到證實。

　　面對層出不窮的假記者，輿論當然可以說“蒼蠅不盯無縫的蛋”、“假記者背后有真問題”。煤礦非法生產、事故頻發在先，收買輿論、掩蓋事實在后，假記者不過是盤根錯節、利益復雜的煤礦經濟的一種意外和偶然。甚至，有人認為假記者早已成為山西煤炭生態利益鏈條中的重要一環，寄生在規模龐大、利欲熏心的煤礦世界里，只要這種煤炭經濟形態不發生根本改變，就無法杜絕假記者現象的發生。

　　但是，應該看到，假記者并不是一枝孤立生長在社會土壤上的“惡之花”。煤炭產區社會運行機制的失效，監管的乏力，官商勾結造成的執法缺位，還有利益追逐下的道德底線淪落，都成為滋生“冒充記者敲詐煤礦”的社會溫床。當煤礦生產和經營脫離了本來應該具有的行政、司法監管，當事故的隱瞞不報成為慣常思維和基本目標的時候，真假記者所具有的“知情可能”就具有了尋租和牟利的空間。甚至，礦主將其視為“經營成本”，默認其索要錢財的“合理性”，漸漸轉化為一種拿不上臺面但約定俗成的潛規則的時候，就會鼓勵更多的礦區青年加入假記者的行列，以此獲取更豐厚的利益回報，這也是“記者村”出現的社會背景和成因之一。

　　其實，即便是真記者，也不具備公權力的強制性，自然也就沒有讓煤礦停產、讓礦主折腰的政府威嚴。假冒記者，也不是冒充國家工作人員招搖撞騙，難以上升為法律追究。況且，媒體經營混亂和創收壓力，客觀上也讓一些假記者通過招聘經營人員、拉廣告、有償報道等方式，具有了媒體工作人員的身份，所以，很多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采編人員，卻是一些報刊記者站的聘用人員，也為進一步敲詐煤礦提供了“合法”和“權威”的外衣。有了“真媒體”掩護，假記者現象屢禁不止、難以根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所以，比查處假記者更重要的，是促進礦區社會的監管公開和透明，將行政、司法等監管部門置于陽光之下，問責不作為亂作為，懲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監管者。同時，還要隨時公布煤礦的安全生產信息，不管是政府發布，還是公民自發反映，在促進社會的公開透明方面，都大有可為。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