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李銳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曾回憶過2002年訪三峽工地的事情。當時為什么要請他過去？李銳估計是想讓他講講好話。

　　陸佑楣：那倒也沒有。他是反對三峽工程的，所以就想請他來看看。我希望反對的人都到三峽看看，把真實情況弄清楚。

　　李銳是水電系統的老部長，我們早就認得。他以前的一條反對理由是生產的電力用不完和建設資金的困難，后來，大概是重新論證時期，在一次水力發電年會上，我見到他，很坦率地跟他說：你五十年代反對三峽工程是正確的，但中國發展到現在你再反對就沒有道理了。

　　那次去三峽，他看了后很高興，他說：我看了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在管的工程，我也放心，但是我年紀大了，要改變我自己的觀點也難了。就像女兒要出嫁，在結婚之前家長總還要發表一定意見吧，現在已經成事實了，當然希望他們過得好了。

　　他還是希望三峽能干好啊。

　　《瞭望》：其他反對者呢，有沒有當面交鋒、溝通的情況？

　　陸佑楣：很多反對的人，因為不是專業人員，缺乏科學的態度，用時髦的語言來誤導公眾輿論。真要深入探討，他們都知道自身沒有說服力，所以一直不和我們進行正面探討。我有一個美國的親戚，曾聽國內一位三峽工程的反對者在美國作相關演講，會下找這個人要求聊一聊，但被拒絕了。

　　“希望來場大洪水檢驗一下”

　　《瞭望》：1992年三峽工程議案說明的附件中有一句：“水庫分期蓄水，將留有一個對庫區泥沙淤積進行觀測、驗證的時期。這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方案。”這被一些“反方”人士認為是“正”“反”雙方的妥協、約定。1993年批準的三峽樞紐工程初步設計報告，擬2007年蓄水至156米，2013年最終蓄至175米，留有6年觀測期。而后來實際是，2006年蓄至156米，2008年就開始175米試驗性蓄水。另外，根據陸欽侃等人2000年的建議書，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有不少關于2009年175米蓄水的說法。他們認為這違反了當初的約定。這里面有何需要說明的情況？

　　陸佑楣：上世紀90年代沒有確定2009年開始175米蓄水，三峽總公司這邊的人當然希望早一點蓄滿它，早一點發更多的電，意圖是好的，但是必須根據初步設計來。如果要提前，需要國務院重新批準。2008年175米水位試驗性蓄水是國務院當年批準的。

　　分期蓄水的方案一是怕移民工程跟不上，二是泥沙需要觀測，主要觀測水庫回水末端重慶河段會不會淤積。水位要是不到175米，重慶港泥沙變化就看不出來。145米水位的回水末端在銅鑼峽，水庫初期蓄水以后觀測了幾年，每年測定的泥沙數量都比原來預計的少。

　　《瞭望》：陸欽侃認為應借鑒三門峽工程教訓經驗，導流底孔不該堵住，以利排沙，說可以用高壓閘門來控制，為什么不那么做？

　　陸佑楣：導流底孔作為施工期導流設施，它在圍堰擋水期、低水頭時用來過水，不是永久性設施。高水頭的閘門設計很難，這么大、這么高的閘門，很難控制。

　　《瞭望》：陸欽侃說技術上可以做到。

　　陸佑楣：何必呢？三峽大壩有足夠多的排沙孔、泄洪深孔、沖沙閘等設施。從2003年水庫蓄水以來，由于上游水庫攔沙、水土保持、植被保護等因素，來沙量逐年遞減，比原來已經減少一半，所以泥沙專家組本來一直都擔心泥沙問題，現在都審慎地樂觀。當然還要長期進行監測。

　　《瞭望》：陸欽侃還曾建議要在觀測期內經歷一個大洪水年的考驗。有無道理？

　　陸佑楣：水必須蓄上去才能反映真實情況。我倒是希望來場大洪水來檢驗一下。如果真有洪水發生，就能真正檢驗泥沙情況怎樣、工程質量怎樣、發電運行怎樣、船閘運行怎樣。

　　“這是大的分配不公的問題”

　　《瞭望》：潘家錚曾說當年對移民問題看得過于簡單，你認為呢？

　　陸佑楣：我覺得整體來說沒有看得很簡單。全國人大通過三峽工程議案后，第一個放鞭炮的是庫區的居民，因為庫區本來極其貧困，只有修建三峽工程才有可能改變落后面貌。前后對比一下，三峽庫區居民有了現代的基本生活條件，這沒有什么可爭議的。

　　論證時提出開發性移民，李鵬同志任總理時提出各行業都要支持庫區發展，這個原則促進了三峽庫區的經濟發展。但同時還要看到庫區環境容量有限，到朱基同志任總理的時候，就確定加大移民外遷，減輕了環境壓力，這是一個英明的決策。這個外遷不是以前的概念，遷到西北部荒無人煙的貧困地方去，而是放在了發達地區，讓那里富裕的環境幫助移民脫貧致富。當然也有一些移民情況不盡如人意，有極少數人看到庫區也已經建得那么美麗，要求返回來。但總體上，尤其年輕一代都是希望走出去的。

　　一點看法就是移民規劃上有點不太合理，選點不夠準確，新建規模偏大，比如巴東縣城選址，一開始選在地質脆弱的地方，后來又搬遷。

　　移民問題我還想多說幾句。資源所在地居民沒有得到資源開發的好處，這是大的分配不公的問題。三峽工程上網電價每度電兩毛五分錢，大量的廉價清潔能源送到了經濟發達地區。國家花了這么多的錢，全國人民出了這么大的力，建了三峽工程，結果主要受益的是發達地區，而資源所在地沒有得到足夠好處，給的移民費用是賠償性質。應考慮提高電價，把增加的錢返回到庫區，分享這部分社會財富。

　　《瞭望》：財政部在2003年設立了三峽庫區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從三峽電站發的每度電中提取4.5厘錢，用于扶持庫區移民。

　　陸佑楣：這個還不夠。把庫區老百姓的脫貧致富和工程效益掛起鉤來，最簡單的辦法如把三峽電價提高五分錢，分配給資源所在地，這樣才公平。三峽電站三毛錢一度電(上網電價)對于華東、華南地區很容易承受，現在華東、華南地區建一個火電站，其上網電價絕不止三毛錢。

　　《瞭望》：三峽工程后續工作規劃在進行，有人建議后續資金要從工程效益里出，如果不是提高電價，你贊同這么做嗎？

　　陸佑楣：不贊同。作為一個獨立工程來講，三峽工程是有限責任，不是無限責任。現在老劃不了句號，是大家都怕分不到這個蛋糕，就提出了所謂的三峽后續工程，我反對這個提法，應該提庫區經濟發展規劃為好，和三峽工程要劃開界限。沒有三峽工程，庫區同樣需要發展，不能都貼到三峽身上。

　　《瞭望》：據說三峽集團開發的溪洛渡、向家壩水電站也面臨棘手的移民問題？

　　陸佑楣：這個更復雜，電站建在云南和四川兩省的界河上，因為發電收益的稅收關系，兩個省的利益和政策不完全相同，那邊多少臺機組，我這邊也要多少臺，其實發電稅收各家一半就可以了。當然矛盾還在于哪邊移民人數、淹沒土地多少等問題。靠企業在那里協調很難，應該成立一個政府行為的協調機構，去協調這些問題。

　　“當初確實沒想到發展這么快”

　　《瞭望》：三峽工程防洪主要是保江漢平原，論證時把1870年型洪水當作三峽工程上馬的重要考慮因素。但有史志資料顯示，1870年洪水發生時，四川的人員死傷比湖北更慘重。如何解釋？

　　陸佑楣：這沒有什么矛盾，1870年洪水通過三峽壩區有將近11萬立方米/秒的流量，大大超過荊江河段的安全泄量。三峽工程防洪作用是有限的，只能控制上游來水，來減輕下游壓力。而且只能把荊江河段防洪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真要是1870年洪水再發生，它也不能完全保證免去下游的災害。

　　《瞭望》：水庫誘發地震與庫區地質災害問題都長期受到關注，也不斷有解釋，但這兩者之間的聯系似乎說得不多，即水庫誘發地震，地震又再誘發滑坡等地質災害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有多大？

　　陸佑楣：這些情況還是有可能發生。地質災害的防治已進行了三期，但誰也不敢說以后不再有滑坡。國務院沒有把庫區地質災害問題交給三峽總公司來處理，而是由國土資源部來負責。這個錢是從三峽建設基金里出的，但不歸三峽總公司管，也不算三峽工程的投資。

　　《瞭望》：去年三峽雙線船閘的通過量有七千多萬噸，有業內人士估計可能三年后就會達到最大設計通過能力的一億噸，而設計時估計2030年才達到一億噸。有水運界人士擔心三峽船閘將成為長江黃金水道的新瓶頸。會不會這樣？

　　陸佑楣：交通運輸不能單靠水運一方面，沿江的鐵路、高速公路都已經建了。當然，我們還是希望盡可能都從水上走，水運成本低，污染少。三峽開工時長江航道單向年通過能力只有一千萬噸，雙向兩千萬噸，設計一億噸覺得很大了，那時還有很多人認為沒有必要搞這么大的船閘。當初確實沒想到發展這么快。盡快建成升船機、改進船舶的標準化、改善調度，總運量還能在一億噸基礎上再提高一些。如果沒有三峽工程，長江三峽河道就是一個航運的瓶頸，現在有了三峽水庫才大大促進了長江航運。說三峽船閘是一個新的瓶頸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確切的。

　　“應該把4億多千瓦都開發起來”

　　《瞭望》：據說論證時，曾先后編制了兩份環境影響報告書，先是說弊大于利，后是說利大于弊，實際情況如何？

　　陸佑楣：這個情況我不太清楚，局部修改應該是有的。

　　生態問題是反對三峽工程的一大理由。其實洪水災害就是最大的生態問題。為什么要干三峽工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生態已經失衡，我們就是要采取工程和非工程的措施來調整已失衡的長江生態。下游那么多人口，那么多重要城鎮，一場洪災要造成多大的損失？

　　自然規律是改變不了的，但是自然的狀態是可以改變的，改變得更有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生態與環境保護的目標是什么？是為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弄得美一點，其實也是為了人類自己，不是圖虛名，不要把這個掩蓋起來。

　　《瞭望》：國際上近幾十年、國內近一二十年來，反壩聲音似乎越來越多，你曾是中國大壩委員會主席，如何評價？

　　陸佑楣：有一些反壩的人士以都江堰為例說：你看，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代的人都已經知道不用修壩也能夠引水。是的，兩千多年前的成都平原才多少人口、多少耕地？都江堰只要將岷江的水引一引就夠灌溉了。兩千多年以后這么一點水怎么夠用呢？因此在上游又修了紫坪鋪水庫來調節更多的水資源。

　　書店里有反壩的書我都買來看。2003年我還去了趟美國，此前很多媒體上說：美國已經到了拆壩時期，中國為什么還要建壩？我是奔著這句話去了解，看到底是不是這樣。美國墾務局的人告訴我，美國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大規模建壩，反壩聲音一直都有，但并沒有成氣候。現在并沒有到拆壩時期，只是不斷地更新，拆早期建的已失去功能的壩而已。

　　沒作用的壩當然要拆了，房子還每天都有不少在拆呢，難道也到了拆房時期？當然，現在美國的大壩也建得差不多了，但也不是以后就不建了，根據需要，以后可能還要興建一些。這些都是一個很自然的發展過程。

　　《瞭望》：國內一些水利界資深人士近年也對過去工作進行了反思，給人感覺是應少搞一些工程，你怎么看？

　　陸佑楣：反思過去、汲取教訓是可以的，但不是說工程搞多了，現在也不存在搞多了。有人提出來河流開發限度不要超過40%，這完全是誤導。一條河流，若是在上游就截走了40%的水量，對下游的影響可能是很大。但這跟水能開發是兩回事，水能開發是個物理過程，不是化學過程，不消耗一立方水，也不污染一立方水，有這個資源為什么又不用呢？

　　中國水能資源開發程度比歐美發達國家要低得多，歐洲有的國家達到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程度。我國水能資源在經濟上可行的有4億多千瓦，現在只開發了1.9億千瓦，應該把4億多千瓦都開發起來。

　　《瞭望》：水電工程多了會產生水資源調度的問題，以長江為例，現在干支流上水庫越來越多，根據規劃以后還會更多，怎樣才能避免搶水的局面？

　　陸佑楣：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單個水庫的調度應該符合水資源的總調度，水污染的治理、漁業的發展也跟這個調度有關系。現今對水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各方面都想得到最大的效益和最小的風險，這就需要一個專門機構來協調管理，但現在還沒有。水利部門有技術手段和力量，但沒有這方面的職能。以前僅僅考慮防洪，就總是反對三峽水庫提前蓄水。

　　發展到今天，長江這么重要的一條河流應該有一個綜合調度管理機構，要實現信息共享，建立數字化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