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明確規定領導干部的52個“不準”。其中，許多“不準”劍指近年來發生的新型賄賂和不正之風。

　　縱觀近期浙江省懲處的腐敗案件，其中不難發現這些新型賄賂的“身影”：臺州、麗水兩市的國土資源局原局長之所以落馬和低價購房有很大關系；溫嶺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吳宗斌就曾向求他辦事的人借了10萬元，雖然打了借條，卻始終不還……

　　行賄受賄，群眾深惡痛絕；反腐倡廉，力度不可謂不大。然而，形形色色的新型賄賂為何還屢禁不絕？

　　新型賄賂，“技術含量”很高

　　“新型賄賂”這一名詞，最早源自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在這個司法解釋中，將“超低價買賣房屋”、“妻兒掛名領薪”、“情婦收錢官員辦事”等10種賄賂方式，納入法律的懲治范圍。新型賄賂由此得名。

　　麗水市國土規劃院原院長鄭宏峰可謂是收受新型賄賂的“高手”，他已于去年被查處并被判刑，因為其涉案金額之多，被人稱為“麗水第一貪”。

　　如何做到既不收現錢，又能搞到錢呢？在這個問題上，鄭宏峰頗花費了一番腦筋，最后想到“技術入股”這個花招：2002年，鄭宏峰在麗水市某土地開發整理公司參了“干股”。

　　果然，“干股”給他帶來了大筆的收益：2004年，他收到70萬元的“項目分紅”； 2005年和2006年，他又得到13萬元和27萬元的“分紅”。他之所以得到這些錢，明白人都知道，并不是因為他的專業技術，而是他在土地開發整理中所起的作用。

　　之后，鄭宏峰又玩起另一個花樣——“借錢”。2005年1月，鄭宏峰為購買別墅，“借”了杭州市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某送的30萬元；2005年7月，又“借”了這家公司10萬元。

　　每次借錢，這家公司負責人李某都不敢拒絕，因為公司的許多業務都和鄭宏峰有關，其中很多還是鄭宏峰幫其介紹的，如果拒絕，說不定連錢都收不到，事后更不敢向鄭宏峰討要。

　　在我省近期查處的受賄案中，除了入“干股”和“借錢”外，低價購房也是較為常見的一種新型賄賂方式：臺州、麗水兩市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就因為低價購房而“落馬”，有趣的是，兩人均低價購買了3套房子；僅花27萬元就買下了一套價值42萬元的商品房，平湖市乍浦鎮原鎮長熊華也因低價買房而被起訴……

　　在因低價購房而“落馬”的官員中，最“猛”的當數湖州吳興區司法局原局長朱海毛。2005年，他看中了4間店面房，雖然他出的價格過低，但朱海毛堅決要買，最后，有求于朱某的中間人蘇某只好“補貼”房東30萬元。

　　“隱蔽性強，是新型賄賂的典型特點之一。”一位知情人說，如有的人通過入股等貌似合法的經濟行為來掩蓋犯罪事實；有的通過特定關系人等第三人出面以各種名義迂回收受賄賂；有的則是打著“人情往來”的旗號收受賄賂……

　　魔道之爭，攻防仍在進行

　　雖然“兩高”出臺了司法解釋，但新型賄賂并沒有因此止步。行賄和受賄雙方在賄賂過程中精心謀劃、反復揣摩，尋找“突破口”，新型賄賂方式和手段又出現新花樣。

　　嵊州市環境保護局監督管理科原科長竹建國“首創”一個新名目——“炒股損失補償費”。

　　這筆錢看似合理：某工業環保設計研究院紹興工作站站長壽某向竹建國推薦了一只所謂有內幕消息的股票，稱是包賺的。竹建國就買了該股票，結果這只股票大跌。為此，竹建國損失3萬多元。壽某覺得很過意不去，于是到竹建國辦公室，送給他兩萬元現金，聲稱這是對他炒股損失的補償。

　　其實，壽某送這筆錢另有原因：他聽說竹建國股票虧損后有些不高興，再加上環評業務還需要竹建國繼續關照，于是便借這個名義給竹某送錢。

　　送錢，一些官員不敢收；送有價證券，容易被查到。于是購物卡、煙票、汽油券就開始成為新的受賄物品。

　　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大批官員的“落馬”： 縉云縣水利局原副局長樓志峰的受賄物品中，就有汽油卡和中華香煙票32張；松陽縣古市鎮原鎮長江東明則收了購物卡；中國農業銀行寧波市分行基建辦公室原副主任陳和民“胃口”不小，收了銀聯卡、加油卡、購物卡等；樂清市虹橋鎮副鎮長周萬炯受賄物品中花樣更多，有購物卡、加油卡、充值卡、香煙券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型賄賂的“制度土壤”沒有得到徹底更換。記者調查發現，新型賄賂之所以發生，往往和具體某事項的違規操作，甚至無規可循有關。

　　永嘉縣楓林鎮原鎮長謝純成就因為出面將包工頭張某介紹給田寮村干部，幫助張某順利取得承包資格，并在之后的施工中對張某關懷備至，并由情婦章某出面收取5萬元“回扣”。在這一過程中，謝純成未遇到任何阻力，只因他準備和章某分手，才被章某舉報而“落馬”。

　　制度建設，方能斬斷黑手

　　“之所以出現新型賄賂，與相關制度還沒有跟上有關。”一位知情人士說，和以往的賄賂局限于傳統的“財物”界限和范圍不同，新型賄賂已開始向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領域延伸。

　　其實，近20年來賄賂物品的“邊界”在不斷前移：在上世紀80年代末，煙、酒、西服、收錄機；1992年后，音響、錄像機、彩電等家電，尤其是需要有特別指標的進口彩電；1998年后，進入“現金為王”的時代；隨著福利房取消、商品房登堂入室，本世紀初，房產成為賄賂物……現在，為了更隱蔽，一些新型賄賂開始不斷發生。

　　此前，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建國在分析此類犯罪的特點時認為：犯罪智能化程度不斷提高，犯罪手法日益復雜化。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能力也在不斷提高，犯罪形式更趨復雜，犯罪手段更趨隱蔽。

　　面對眾多的新型賄賂。今年全國兩會前夕，中央再出反腐重拳，8大方面“禁止”、52個“不準”，涵蓋了行政權力行使中極易滋生腐敗的各個領域，新增了禁止干預和插手房地產開發等要求，甚至連婚喪嫁娶等個人行為也有了“緊箍咒”。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相關制度哪里有缺陷，哪里就會“補上”，52條禁令中所提到的內容，可以用進一步細化的制度加以輔助，預計能對多發的新型賄賂產生遏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