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扭送通緝犯的人是否構成犯罪，其實不在于被扭送者是否死亡，甚至不在于他們的行為性質和動機高下。關鍵只在于，他們在控制了被扭送者之后，是否將行為約束在“控制”疑犯所必需的強度之內，而沒有非必要的加害行為？

　　據報道，河南鞏義市通緝犯劉進學在被扭送過程中猝死，法院一審認定，白朝陽等扭送者犯非法拘禁罪，分別被判十年以上徒刑。在京部分刑法專家已經出具論證意見，認為“任何公民發現通緝人員，有權扭送司法機關，白朝陽等人行為不構成刑事罪名”。

　　由于沒有看到證據材料，我只能暫且假定本案確屬“扭送致人死亡”。扭送，即意味著某種正當性，也有法律條文作為依據，更有人將“扭送”理解為見義勇為。我先從這個角度說起。

　　幾年前，針對“追打小偷致其溺斃”的案件，我曾撰文反對籠統地提倡見義勇為。簡單的理由在于，人的生命價值不因做了壞事而貶損。法院判人死刑還要“三思而后行”，任何公民都無權處置他人的生命和自由———這是原則，除非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直接面臨現實危險，可以進行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這是例外。而扭送，則是另一個例外。

　　法律所規定的“例外”，也是受制于規則的，也就是，任何公民，當其選擇這種例外行動時，對于行動后果就要有所擔當。不能只想著立功受獎，忘記對自己行為的約束，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如何將善行約束在正當的范圍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既取決于當時的情境，也決定于隨后的演變。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扭送行為的限度，這并不必然有利于對付犯罪，有時甚至衍生新的不法。本案即是適例。

　　關注本案的許多人可能忽略了，參與扭送行動的人是否構成犯罪，其實不在于被扭送者是否死亡，甚至不在于他們的行為性質和動機高下。關鍵只在于，他們在控制了被扭送者之后，是否將行為約束在“控制”疑犯所必需的強度之內，而沒有非必要的加害行為？而這正是我們從簡單的報道中無法得知的。

　　毫無疑問，扭送行為必然涉及某種強力，而就本案而言，強力是否過限可以從兩個方面判斷：第一，扭送行為可否被有權機關的行為適時替代？換言之，在警方可以“公干”的時候，普通公民就不要“出手”；第二，情況緊急，等不及警察到場而采取行動后，必須在第一時間將嫌疑人移交警方。

　　也正因為法律沒有明確扭送行為的界限，所以不同的司法角色對本案必然有不同的認識和結論。法院可能考慮“人死為大”，所以要重處致人死亡者；律師必然考慮當事人利益，希望白朝陽等人獲得輕判，甚至為他們爭得無罪結論；刑法專家們一定是考量了現有的法律空間，以期循法而行，又不迷失刑事政策的目標；一般公眾可能只是出于對通緝犯的義憤，本能地支持見義勇為，其背后的理由是尋求秩序和安全。

　　所以，“追打小偷”的人可能并不在乎小偷到底偷了多少，而只在于他們心里的安全感被打破，他們痛恨秩序被破壞。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打傷甚至打死小偷，仍然要負責任。為什么？因為如果小偷沒有死傷，他們原本是要受到嘉獎的。嘉獎和責任往往是相依附的。鄧子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