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賬不還不僅使辛苦勞動的農民工拿不到血汗錢，也誘發了暴力討債犯罪。北京西城法院對兩年來的非法拘禁案件進行調研后發現，每起案件都因暴力討債而起。債權人維權成本高、司法救濟難，對老賴的懲治力度不足，使得一些人放棄合法途徑，鋌而走險，由民事案件的原告淪落成刑事被告。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人人唾棄的老賴倒很少受到刑事追究，甚至成了受害人。法官建議應加強對老賴的刑事處罰力度，減少暴力討債的過激行為。

　　民工討薪非法拘禁獲刑

　　外地來京農民工褚某等人幫馬老板拉渣土，完工后因就勞務費問題與老板談不攏，一直沒拿到工錢。褚某等三人多次找馬老板結賬，可是對方卻避而不見。找不到老板，血汗錢沒著落，褚某等人把氣撒到了幫馬老板統計出車量的工人陳某身上。2008年5月，褚某等人將陳某帶走拘禁。直到第二天凌晨，陳某才被警察解救，被剝奪人身自由達10余小時。褚某等人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處了六個月至十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另一起案件中的被告人陳某是個包工頭，組織了一批農民工給老板鄧某干活。為了向鄧某索要欠款，陳某將鄧某擄走，限制人身自由100余天，后被抓獲。最終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非法拘禁都與暴力討債有關

　　近兩年，西城法院共受理8起非法拘禁案件，均與暴力討債有關。在這些暴力討債的被告人中，不僅有文化程度較低的外來農民工；也有一些被告人文化程度較高，有的還是碩士畢業，為討回債務伙同討債公司人員共同作案。

　　此外，被告人索要正當債務的理由一般能夠得到同事、朋友的支持，一起參與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構成共同犯罪。

　　“雙高”困境引發“私力救濟”

　　法官分析說，債權人因暴力討債犯罪重要的原因是，在討債糾紛中，法律救濟途徑往往達不到讓人滿意的效果。被拖欠錢款的債權人，如果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權利要面臨維權成本和維權風險“雙高”的困境。債權債務糾紛的案件訴訟時效短、結案時間長、判決后執行難等問題往往讓討債人付出了時間、精力等更多的維權成本，卻難以討回應得的經濟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討債人干脆放棄司法救濟途徑，選擇使用非法手段進行“私力救濟”。

　　拒執罪為何難懲老賴？

　　討債人被逼得使用暴力方法受到了應有的制裁，可欠債的老賴卻鮮有受到刑法追究。

　　刑法已經明確規定了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比如被執行人隱藏、轉移、故意毀損財產或者無償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就構成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并且情節嚴重的情形，依法應追究刑事責任。

　　記者發現，拒不執行法院裁判文書在1979年刑法的規定中就是觸犯法律的行為，此后刑法修改時又將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單獨作為一項罪名予以規定。

　　但記者調查發現，近五年來，北京各級法院每年以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判刑的案件至多一兩起，其中大多數案件還伴隨有妨害公務、故意傷害等暴力抗法行為。對“老賴”的刑事責任追究力度明顯不足。

　　法官解釋說，雖然隱藏、轉移財產逃避執行這些客觀行為時有發生，但證據不易取得，主觀故意也不好認定。而拒執罪必須達到情節嚴重才構成犯罪，同時也要具備主觀故意。拒不執行情節輕微，或者沒有能力執行判決、裁定的都不能以犯罪論處。

　　在一些執行法官看來，對付老賴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其如數交出欠款，履行判決文書。如果查不到可供執行的財產，很難認定為拒絕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而如果能查到老賴有能力執行判決、裁定的證據，比如存款、股票、房產、汽車等可執行財產，法院就可以通過劃轉、扣押、凍結、拍賣等形式強制執行。或者通過司法拘留方式迫使老賴履行判決。只要達到了執結案件的目的，即便其行為已經構成犯罪客觀要件，法院對老賴也就本著“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思想，基本上不會將其移交公訴機關審查起訴。

　　加之拒執罪是公訴案件，而檢察機關大多認為執行是法院的內部工作，司法機關工作之間的相互獨立使得拒執罪在實踐中被束之高閣。

　　法官建議加強追究老賴刑責

　　法官認為，司法機關應加強對“老賴”的刑事制裁力度。對賴賬久拖不還的行為堅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讓惡意賴賬的老賴受到經濟和刑罰的雙重懲處，這樣既有助于提高整個社會誠信度，也能減少債權人因討債不成導致的過激行為，體現刑罰的公平性。

　　此外，司法機關也可以通過案例等形式，選擇特殊時期(如討債高峰期)進行重點宣傳。讓老百姓知道應該怎樣維護自己的權益。

　　最后，社會應建立老賴公示機制，類似于誠信系統。通過合適的方式公布老賴的信息，可供社會人士查詢。 本報記者 孫瑩

　　通訊員 肖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