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總調查顯示六成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不公平

　　●專家透露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一兩年內有望并軌

　　●未來養老待遇差異可能主要體現在年金，公務員年金或仍較高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強調，政府不僅要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

　　在審議、討論報告中，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落差引發代表委員強烈關注：勞動性收入在國民分配中占比過小、壟斷行業與普通單位收入差距過大、養老保障等再分配存在不公。代表委員普遍認為，收入分配制度非改不可。

　　昨日，發改委專家向記者透露，養老金再分配不公將率先破冰。

　　文/本報特派北京記者 柳建云、舒涓、邱瑞賢、周祚、趙琳琳

　　“屁股”決定“腰包”　成分配不公怪像

　　天津農學院副院長邢克智：到學校任教的年輕人，月收入不過3000元，一個月不吃不喝也只夠買半平方米房子。

　　全國人大代表趙中林：不少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并非來源于經營管理水平高或生產效率高，而是靠壟斷地位取得的。這種收入分配結果上的不公平，實質上是機會不公平。

　　全國人大代表張少軍：如果上市國企高管憑壟斷地位就“一夜暴富”，如果城鎮工與農民工之間永遠存在身份和收入的“雙重鴻溝”，那發展成果就談不上共享，發展方式就談不上科學。

　　全國人大代表范誼：企業按月繳納退休金，公務員不繳納退休金，可退休金反而最高。同樣是退休干部，只是因工作需要分工不同，退休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理由是什么呢？

　　全國人大代表傅企平：本是同根生，貢獻亦相同，收入差幾倍，何以論公平？

　　一人大代表評論壟斷行業職工高工資現象：社會收入分配有一個怪現象：“屁股”決定“腰包”。

　　學者視點

　　縮短收入差距 先要解決就業

　　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厲以寧：收入分配分為三個層面，即初次分配，政府的二次分配及民間的第三次分配。目前，在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占比例在下降。在初次分配中，首先要解決就業問題，沒有就業就談不上收入，還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政府的二次分配主要通過稅收進行調節，此外還包括給困難群眾的補助、救濟等等。政府要加大對貧困地區扶持力度，同時出臺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民間的三次分配，是公民出于愛心，對公益事業性的捐助。這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加大宣傳力度，對捐款額免稅、退稅等措施，進行支持和鼓勵。

　　代表建議

　　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后建議，為了真正提高居民收入，應將個稅的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

　　“某些專家所說的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是對富人有利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實際上富人對2000元還是5000元起征個稅根本無所謂，而廣大工薪階層能拿到5000元收入而不征稅，才算是自己真正的收入。”宗慶后代表說。

　　提高個稅起征點，可以逐步培養一批中產階層，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第1不公　　

　　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

　　數據說話

　　全國總工會近期一項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1997年至2007年，我國GDP比重中，政府財政收入從10.95%升至20.57%，企業盈余從21.23%升至31.29%，而勞動者報酬卻從53.4%降至39.74%。

　　成因：資本與勞動未形成平衡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表示，這些數據說明,資本收益和勞動報酬比例已經嚴重失衡，這是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根源之一，也是制約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重要原因。

　　他進一步分析說，中國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形成的。由于勞動市場發育及其相關制度的完善相對滯后，沒有形成有效的資本與勞動的平衡機制，在勞動總供給長期大于總需求的背景下，資本力量過于強大，勞動要素在參與分配過程中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實際價值。

　　宋曉梧還認為，較長時間內各地注重招商引資，有意無意地壓低了勞動力成本，長期以戶籍等手段行政性分割城鎮與農村勞動力市場，也大大壓低了農民工的收入。

　　對策：建立勞資集體談判機制

　　“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善和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宋曉梧建議，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和執行機制，為勞動者獲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同時，真正落實勞動者集體談判的合法權利，提高工會在代表職工利益方面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完善國有企業分紅制度，行政性壟斷企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國民有充分理由享有利潤分配權利。此外，應建立和完善規范收入分配的基礎性制度，如收入申報制度、財產登記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