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覺醒

　　也會“炒”老板維權意識更強

　　“請問企業給交保險嗎?用不用加班啊?”這經常是應聘者問覃智理的第一句話。覃智理是深圳市龍崗區大鵬街道某化工企業的招聘培訓主管,他告訴記者,新一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維權意識更強。

　　“40歲以上的農民工的特點是,吃苦耐勞,主要圖的是工資,喜歡加班,因為加班工資高。”覃智理說,80后的農民工尤其是最近涌現出來的90后的農民工,更加注重維護自己的權益和應得的各類保障。

　　24歲的周維初中畢業后就外出打工,在廣東工作已經5年了,先后干過銷售、保安以及電子加工等。最近的一次工作經歷是電子加工,因為經常要加班至半夜,他覺得自己的權益無法保障,于是“炒”了老板。“我對工資要求不高,月薪1000多元就行了,但不能總加班,能交各類保險的穩定工作最好。”與工資相比,周維顯然對自己的工作環境更加注重,他告訴記者,自己1000多元的收入雖然攢不了錢,但是家里不用他寄錢。與為了養家糊口而出來打工的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更有底氣向沒夜沒日地加班并且加班費很低的血汗工廠說不。周維打算,先找一份工作安定下來,不用花家里的錢,然后一步一步圖發展。

　　他們的尷尬農村的逃兵城市的孤島

　　對土地缺乏依戀和對城市生活的認同,讓新生代農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種地；想做城里人的他們,卻缺乏充分的經濟支撐,并且沒有被城市完全接納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待遇。既無法退回農村,也沒能融入城市這個缺乏歸屬感的龐大人群,他們似乎正在成為一個同時疏離于城市和鄉村的夾心層。

　　“寧愿在深圳撿垃圾,我也不愿意回家種地”。在采訪中,來自湖南省懷化市洪江區的80后農民工小廖對記者說,她的老家在湖南懷化的鄉下,由于地理條件和交通的限制,“村里多為山地,農田和土地較為缺乏”；另一方面,“村里的大多數人也都外出打工,即便回到家里也沒有多少人了,不好玩”。

　　在粵東饒平縣的許多鄉鎮,記者了解到,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都有初中或者高中的文化水平,他們不愿意像文盲或小學畢業的父輩那樣從事農活。然而,廣大的農村和落后的地區并沒有優勢產業,在老家很少有“體面”的職業供他們選擇。可以說,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已經有點“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之后,農村生活的相對改善,新生代農民工不用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負擔養家糊口的重任,也為他們自由選擇職業創造了條件。“走出去”成了他們共同的選擇。

　　然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要融入城市他們卻有很長的路要走,來自湖南省衡山縣嶺坡鄉的周云峰從1992年就開始了南下的打工生涯。從一線普工干起,到如今的一個廠的負責人,他一路用勤勞和才智走出自己的軌跡。然而,他依然覺得自己無法在這個城市立足,“房價這么高,我根本買不起房。并且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太大,手頭總是覺得很緊。”周云峰說。

　　對于更多的農民工來說,他們的收入可能要比周云峰還低,一個農民到珠三角務工,一般情況下每個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住得再差每個月的房租總要三四百塊錢吧?吃得再差也總要幾百塊的開銷吧?再加上上下班坐車、打電話、買幾件衣服、偶爾生一兩次病,一年能攢多少錢?”周云峰告訴記者,一個農民工如果要在城市維持一個家庭,并在那里立足,那是件很難的事。

　　而另一方面,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因為附著在市民光環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住房等等權利和福利,對他們來說都遙不可及。

　　廣東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基本上是城市上的孤島,他們生活在城市中,卻無法融入城市文化。他們的生活、社會交往都沒有融入到城市里來。

　　對土地缺乏依戀和對城市生活的認同,讓新生代農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種地；想做城里人的他們,卻缺乏充分的經濟支撐,并且沒有被城市完全接納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待遇。既無法退回農村,也沒能融入城市這個缺乏歸屬感的龐大人群,他們似乎正在成為一個同時疏離于城市和鄉村的夾心層。

　　��專家視角

　　降低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門檻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繼續關注“三農”問題。文件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廣東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表示,這傳遞出中央對約占農民工總數60%的80后、90后農民工的關切。

　　江惠生指出,新生代農民工正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數量超過1億人,能否解決這些人的長期出路將是一件決定國家未來的大事,如果這些人的潛能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我們將擁有一個龐大的現代產業工人群,國家的競爭力也將大大加強。解決不好則將有重大的隱患。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關鍵是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工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平等待遇,讓他們能夠融入城市。”江惠生說,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逐步讓他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住房等方面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權利,降低他們“城市夢”的門檻和成本。這就要政府構建覆蓋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他們享受與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從制度上落實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就業權利,建立統一的、完善的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江惠生指出,“新生代農民工”之“新”,不僅“新”在年齡,更應“新”在對這個群體的制度關懷上,更應成為一個權利進步符號!

　　“另一方面,促進區域的協調發展,發展縣域經濟,也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途徑之一。”江惠生說,為何目前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都要涌向珠三角和大城市,原因是農村地區和落后地區缺乏有吸引力的優勢產業,農民工在本地的就業機會少,發展空間有限,所以不得不涌向珠三角等大城市。

　　因此,江惠生認為,促進區域的協調發展,發展縣域經濟,建設好中小城市和中心鎮,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一個個關鍵。“目前,廣東以至全國都處于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過程,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外出、農民向市民轉變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現象。”江惠生指出,如果富余勞動力都涌向大城市,將導致許多問題,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城市也無法容納龐大的富余人口。“發展縣域經濟,建設好中小城鎮,將更有利于吸納富余的農村勞動力。”江惠生說,政府應該加大力度扶持中小城鎮的產業發展,進一步改善中小城鎮的公共福利場所,讓農民工在中小城鎮享有同城市人們一樣的福利待遇、生活條件,這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