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異化的“生活小節”

　　在受訪專家看來，官員生活腐化難以抑制，既有本人世界觀方面出軌的內因，也有社會風氣污染、權力監督不到位等外因。

　　“近年來，我國反腐主要在經濟領域，所以很多地方在選拔官員時，只要政績突出，經濟上不存在問題，就是生活上‘不拘小節’，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忽視對官員生活作風的考察”，李成言認為。

　　本刊記者采訪中也發現，不少地方對官員“生活作風”問題很少過問，有的還以保護官員個人“隱私”為由，放松對官員“私生活”的監督，甚至將官員“私生活”置于真空狀態，以至隱私權成為不少官員的腐敗盾牌。

　　“對官員‘私生活’進行監督這個問題，已提出很長時間，但目前收效甚微。”在李成言看來，“雖然有的地方出臺了一些規定，要求官員把自己的婚姻及家庭涉外情況進行申報。但這些規定要么沒有強制性，要么沒有可執行性，禁令成為一紙空文，或流于空架子，根本于事無補。”

　　對現行政策的有效性，齊善鴻也持有質疑態度。他認為，有的官員生活腐化已成為他們其他犯罪很重要的動因，但很少從婚姻變化上能看出來。另外，即使在婚姻變化上有所體現，也只是組織內部掌握，缺乏公開透明，以至很多婚姻變化的真實內因潛伏下來。

　　記者調查也發現，以往腐敗官員的問題揭發，包括包養情人、性賄賂等，幾乎沒有靠自我匯報而暴露出來。相反，那些權傾一方的“一把手”作奸犯科后，更會在打壓檢舉的同時，憑借手中掌握的權力和上層關系，給自己編織一道道“安全網”。

　　“對生活腐化官員的懲治，還缺乏一種真正的威懾力。”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只要民憤不大，目前對這些生活腐化的官員的懲治，往往冠以‘生活墮落’，沒有上升到法律層追究相應責任，從而放縱了官員的這種行為。”

　　陽光是“防腐劑”

　　防止官員生活腐化，陽光同樣是“防腐劑”。受訪專家認為，只有擴大公眾監督權限，讓官員“私生活”置于媒體和公眾的監督之下，加大懲治力度，才能使官員生活腐化問題得到有效抑制。

　　“要抑制官員生活腐化，不僅要靠體制內的監控，還要借助民間的力量”，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直言，“要對地方‘一把手’權力過大現象進行研究、改進，使其公權力得以有效制衡。同時，要通過立法等途徑，完善舉報、檢查、處罰等機制，使官員的‘私生活’置于大眾傳媒和社會公眾的全程監控之下，一旦發現問題要嚴厲問責。”

　　“目前官員申報的個人情況，僅由其上級機關內部掌握，這大大削弱了監督的力度”，齊善鴻表示，“對官員申報個人情況，應加大核查力度，確保官員申報材料的真實性，發現弄虛作假、隱瞞不報的官員，一經查實應嚴厲問責。對官員申報的個人情況，還應向社會公示，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腐敗官員需要利用隱私作為盾牌來保護自己，而打擊腐敗需要破除隱私這一虛假的保護傘。官員作為公權人物，也并非所有私人信息要公開，但至少該將個人隱私中涉及官員形象和“質量”的事情予以公開和監督，比如個人婚姻、財產狀況、配偶和子女就業情況、主要社會關系，等等，納入組織和群眾監督的視野，以約束官員廉潔自律。而個人愛好、飲食習慣、家庭瑣事、生活規律等隱私，則應加以保護。

　　這方面，國外一些做法值得借鑒。在美國，官員的私生活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無所不在的監督，對官員的行為形成巨大制約。在以色列，為提高官員道德水準，加強公務透明度，民間成立了監督政府的“第三只眼”組織，專門曝光官員不法行為，致力于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廉政水平。在韓國，官員的學歷、財產、家庭成員、社會關系等方面，皆容不得有半點瑕疵，而向社會公開接受監督，一旦官員觸犯“紅線”，后果相當嚴重。

　　針對目前對官員生活腐化懲治乏力的現狀，杜立元建議，“應當通過立法制定、完善具有可執行力的責任追究機制配套施行，對官員生活腐化行為作出明確界定，并根據情節輕重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

　　“可以改革對官員的評價機制，使官員‘私生活’監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李成言建議，“發動全體群眾參與監督，發動輿論力量參與監督，使普通群眾、服務對象對官員擁有監督權、評價權，且評價意見影響到官員政績考核。只有這樣，有些官員在‘私生活’上的放縱才會有所顧忌。”

　　在采訪中，受訪專家普遍認為，應加快“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出臺進程。因為，這是反腐倡廉預警制度的核心。另外，對官員的教育、官員的自我教育，也應作出制度化安排，強化執行力。記者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