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真要監管“裸官”，具體的落實辦法就只能是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舍此正途而行其他，都是旁門左道。比如深圳禁止“裸官”出任正職。連“裸官”都不知道，如何禁止？“裸官”會自己向監管部門報告“我是裸官”嗎？

　　日前下發的《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指出，要“研究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相關規定的具體落實辦法”。這一信息被不少媒體解讀為：監察部、國家預防腐敗局第一次將“裸官”監管列為工作重點。

　　“裸官”之所以能成為職能部門工作重點，可能源于公共輿論所形成的民意壓力；而“裸官”之所以成為公共輿論的焦點，又是源于幾宗“裸官”個案的傳播。比如未出逃成功的陜西“裸官”龐家鈺；當然，也有出逃成功的“裸官”，溫州“楊溜溜”。這兩位“裸官”如今已無須“監管”了。

　　那么，監管“裸官”又如何“具體落實”呢？作為公眾，并不知道哪位官員是“裸官”，這些年來，我們也從未見過有關部門披露過相關信息。在缺乏具體制度和外來壓力的情況下，我們也很難期待國家預防腐敗局將在2010年公開披露在任“裸官”者的現狀。

　　潛伏在官場的“裸官”就好像個個都安裝了“綠壩”或穿了隱身衣，旁人想窺得真顏，基本沒有可能。

　　因此，若真要監管“裸官”，具體的落實辦法就只能是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舍此正途而行其他，都是旁門左道。比如深圳禁止“裸官”出任正職。連“裸官”都不知道，如何禁止？“裸官”會自己向監管部門報告“我是裸官”嗎？這就好比讓官員自我報告有多少個情人一樣可笑。

　　當然，法治化的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雖然還沒建立，體制內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卻早就有了。只不過，這種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申報的內部監督機制似乎形同虛設。二十年來，我們從未聽說監察部門借助于這一內部申報制度，發現有官員財產來源不明的個案。3年前，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該局負責人也曾公開表示，“我們一直在抓緊研究財產申報制度，在適當時候將建立財產申報制度。”那么，三年過去了，這項工作現在進展如何呢？難度是什么？

　　其實，類似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其實無須“研究”，這本是諸多法治國家已經證實了的、行之有效的預防腐敗之策。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拿來可用，用之有效。當然，有些細節問題，可以在實踐中不斷總結，不斷修正。但民意呼喚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已然三十余年，還未“研究成熟”實難自圓其說。對這一制度的出臺構成阻力的唯一因素，恐怕還在官場的既得利益者。

　　其實不僅僅是監管“裸官”，所有的反腐舉措，都只有在尊重民意、吸納民意，并向民眾開放監督權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具體落實。體制內的監督無法逃脫其內在的局限性，所謂“上級監督太遠，下級監督太險，同級監督太軟”，就是真實的寫照。還沿用上級官員監管下級“裸官”的辦法，公眾怎么知道你那不是“裸官”在監管“裸官”。當監管者就是“裸官”的隱身衣，遏制“裸官”也就沒了任何希望。

　　剝掉“裸官”隱身衣的唯一辦法，就是盡早借助法治化的官員財產申報公開，讓民眾來校驗和監督。

　　國家預防腐敗局的每一次舉措的發布，都會引起民眾的熱議，因為民眾對反腐敗有著極高的期盼，但愿這次對“裸官”的監管不會使民眾失望。□王琳(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