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年夢想：

　　面向城市　春暖花開

　　“新生代農民工”，這是一個首次被寫入了中央一號文件的群體。他們主要是80后和90后，總人數大約1個億，占農民工外出打工的60%———在這些描述“新生代農民工”的數字背后，我們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關注的生力軍。

　　他們大多是在城市社會里接受的“成人禮”，是面朝城市的一代，無法像老一輩農民工那樣向農村“轉身”。在春運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學生和年輕白領相比，他們有著同樣青春的面龐、進取奮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夢想。

　　詩 人 海 子 有 句 非 常 著 名 的 詩句———“面向大海，春暖花開”。在這歲末年終、春天將臨之際，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年夢想，或許正是“面向城市”，然后“春暖花開”？

　　“誰叫你出生得早呢？”

　　19歲的電焊工小邊和52歲的電工老李住在同一個工棚里，他倆的鋪位并行對著，中間隔著一臺電暖器。

　　“我辛苦了一輩子。”老李感慨。

　　小邊笑著反駁：“誰叫你出生得早呢？”

　　老李喃喃地說：“給你們創業好了，你們幸福。”

　　這是兩代農民工之間頗有意思的對話。

　　“90后”小邊去年5月份才到北京，來之前他在河北易縣老家的技校學了半年電焊。在北京地鐵10號線延長線的建設工地上，小邊是絕對的“新生代”。工作大半年時間，小邊已經給父母帶回去了5千多塊錢。

　　“為什么初中畢業后就不讀書了？”記者問小邊。

　　老李插話說：“前途無望唄。”老李的二兒子去年從洛陽讀完大學畢業，本來學的是機電工程數控專業，結果卻在洛陽做書法培訓。老李覺得為了孩子讀大學花了這么多錢，卻沒有讓學的東西派上用途，“半輩子的心血白費”。

　　老李屬于典型的“老一代農民工”。1994年他從農村到縣城打工，做的是電工機修，當時每個月可以掙四、五百塊錢。距縣城四、五公里的家里還有9畝地，種了小麥和玉米，每天下午4點鐘下班后，他便騎著自行車從縣城趕回家接著種地。

　　2004年后，老李離開縣城去了福州，后來又去了深圳、廣州，去年12月27號才來到北京。

　　老李覺得北京車多、人多，特別是晚上看上去燈火輝煌，但城里沒有農村好，農村住得方便，空氣好。他打算再干兩年就“告老還鄉，回去種田”。其實，即使現在在外打工，每到收麥子的季節，他還是要趕回家去。他說：“地是老本，打工只是一部分，農民不能離開土地，有了土地，至少全家的口糧沒問題。”

　　不過，老李的二兒子想在城里買房安家。去年二兒子的女朋友對老李說：“將來在洛陽買房了，接您過去住。”雖然老李并不確定他們買房的理想能不能實現，但聽了這樣的話還是很“得勁”。如果有能力的話，老李還會支持他們一兩萬塊錢。

　　剛剛出來闖世界的小邊對于未來還沒有太多的想法，他只知道明年可能會跟著公司去山西修鐵路。

　　當聽人說起現在的社會“有車有房”才能結婚，小邊一臉無所謂：“有房啊，在老家蓋的；有車啊，家里有拖拉機。”

　　對于小邊來說，前路是不可預測的，但也是無可畏懼的，因為他正年輕。

　　“年輕人出來闖，我很羨慕。”到了晚上睡覺的時間，老李蓋著被子躺在床上說，“我這么大年紀了還要出來掙錢，感到很凄涼。”

　　老李的手機響起，是遠在河南的老婆打過來的。春節快到了，在廣東打工的大兒子還沒回家，二兒子留在洛陽不回去，三女兒已經出嫁了，老婆希望他能早點回家過年。

　　“什么時候我的工資袋也能裝得滿滿的？”

　　北京六環外順義區趙全營鎮，從首都國際機場起航的飛機轟鳴而過，一個占地面積不大的開發區坐落于此。

　　阿光說他第一次過來的時候，差點沒找到地方。現在，他的妻子在這里的一家模具廠做模具拋光，而他去了另外一家更偏僻的工廠當模具鉗工組組長。

　　“1月26號到29號這幾天，為了趕工期，我總共休息沒超過20個小時，最長從早上8點干到第二天早上9點。”阿光說，這都是為了給朋友新開辦的工廠盡力幫忙。由于天氣寒冷，加上天天和冰冷的鋼鐵打交道，他手上生了凍瘡，腳上也長了水泡。

　　不過對于已經“出道”十年，有過40個小時不間斷工作經歷的阿光來說，這樣的勞動強度并不算什么。

　　1999年，18歲的阿光在湖南衡陽老家讀完中專，像很多湖南的農民工一樣，選擇了南下廣東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東莞市的一家模具廠做學徒，每個月250塊錢，還要被扣去20%的“培訓費”，加班費是1個小時8毛錢。

　　頭一個月發工資時，工廠里有的老師傅拿到了五六千元現金。阿光說他當時就在想，“什么時候我的工資袋也能裝得滿滿的？”

　　夢想的實現比想象中來得要快。一年半后，“學成出師”的他去了另外一家工廠，月收入一下子漲到三千多。后來，從東莞到惠州，再到珠海，他換了好幾份工作，并于2009年5月份來到北京，現在月工資有五千塊錢。

　　這么多年的打工經歷，讓阿光明白要想成功“一定要舍得吃苦”。他至今記得在珠海工作時一位臺灣老板說過的話：“我現在可以說什么都有了，但每天睡覺不超過6小時。”談起那些靠個人奮斗脫貧致富的朋友，阿光總是顯露出敬佩的神情。

　　阿光曾經介紹一個表弟去工廠做學徒，可表弟對天天掃地、擦機床的工作很有脾氣。他說，自己當年廁所都掃過，如果連機床都不會清洗，以后怎么去設計和制作模具呢。

　　“現實就是這樣。”這是阿光看了電視劇《蝸居》后的感受。他認為相對于比較現實、沒辦法創業的老一輩農民工，自己仍然有改變現實的勇氣。

　　和十年前相比，接近而立之年的阿光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肩上有了更重的擔子。現在，他的理想是“多賺錢，當老板”。回家過完春節后，他將前往重慶和以前的工友一起合伙創業，“人生多磨難，創業沒成功的話，大不了干回老本行”。

　　至于以后在哪里安家，阿光說他不會回農村老家，但也不想呆在大城市，可能會考慮在縣城安家。

　　返鄉過年的前一天，阿光和妻子一起來到順義城區買東西、理發。花了200多塊錢，妻子平生第一次把頭發給燙染了。也許兩天后，“留守”在老家的兩個孩子見到她時，一下子會認不出這位從北京回來的“新媽媽”。

　　“留在北京可以尋找機會”

　　“畢老師”———同事們現在見到劉青，喜歡這么稱呼他。在這家防盜門企業的元旦聯歡會上，劉青和幾個同事表演了一個節目，模仿的是去年央視春晚的小品《不差錢》，他扮演的正是“畢老師”。

　　當然，現實生活中的劉青還遠遠談不上“不差錢”。他給自己制定的規劃是要抓緊時間賺錢，以后在北京長期發展，在北京買房安家。

　　老家在河北張家口市康保縣的劉青出生于1987年，16歲初中畢業后，家里供不起他上學，于是來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做電工學徒，每個月800塊錢，做了兩年，后來又干過送貨員。

　　“剛來北京的時候，什么都不懂，老想回家。”劉青說自己19歲到22歲時，感覺力量很薄弱，也沒什么理想。

　　那時的劉青，愛喝酒，一喝就到爛醉，還鬧事打架；曾經學過一個月的電焊工，嫌太累太臟；也找過其他工作，覺得工資太低。2006年，他進入北京亦莊的一家防盜門生產企業，從學技術開始做起，現在已經當上了副班長，一個月掙3000塊錢。剛過22歲的劉青主動向公司申請去做市場銷售，因為他覺得那更有發展前途。

　　“22歲后的轉變是社會逼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混日子了。”對于未來，劉青“很有信心”。在Q Q個人說明上，他寫道：相信只要用積極的心態去面對，一切都是美好的。

　　滿懷憧憬的劉青，像很多20多歲的年輕人一樣，喜歡上網，喜歡把自己裝扮得酷酷的。不過，劉青覺得自己和那些“干上一段時間就不想干了”的年輕人不一樣，他會朝著現在的方向專心做下去。

　　上網時除了看新聞，劉青特意加入了銷售人員聚集的Q Q群，以便和其他人交流經驗。他還抽時間看一些關于管理和人際關系的書，比如《感謝折磨你的人》之類。

　　通過網絡，劉青認識了在北京八里河賣油畫的女朋友。他說，現在的這個女朋友花錢節省，也很理解他，不像之前在廠里認識的一位女孩，太能花錢，還要求必須有房才和他在一起。

　　不過，劉青最大的心思還是在事業上，“現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錢都可以投入到事業中，而結婚壓力太大，等什么時候有錢有事業了再結婚也不遲”。

　　春節將至，劉青不打算回老家過年。他說：“老家什么發展余地都沒有，不經常在外面轉，就不會了解社會發展的趨勢，春節留在北京的話，可以尋找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