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政協云南省第十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政協委員、云南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長段昌群憂心忡忡地說：“當人們都在關心城市的天空藍不藍、空氣質量好不好的時候，是否想到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農民因此承受的污染代價。城市良好環境的維持離不開農村消納污染，但農村環境問題長期沒有得到重視，同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一樣，農村環境問題也處于弱勢。”

　　眾多政協委員也對農村生態環境給予了極大關注，30多名政協委員就此提交提案和建議，呼吁有關部門重視農村環境問題，保障農民的環境權益。

　　農村環境管理監管能力嚴重不足

　　委員們指出，目前農村環境管理非常缺乏，監管能力嚴重不足。長期以來，農村環保除各種示范試點和創建活動有少量投入外，幾乎無其他資金投入，農村環保基礎設施基本沒有。

　　同時，全國4萬多個鄉鎮的環保人員更是匱乏。2004年，全國鄉鎮從事環境保護的人數只有4756人，大約10個鄉鎮才有1人。以云南為例，云南省大部分市縣級環保部門人員不足，裝備落后；鄉鎮一級環保管理人員基本空缺；村級組織公共職能弱化，很多地方出現了農村公共環境“無人管”和“管不了”的現象。

　　此外，全國也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農村環境監測網絡，農村環境狀況底數不清、情況不明。農村環保技術和先進的環保型農業生產技術短缺，相應的科研力量和科研投入不足，難以通過適用技術有效地推動農村的環境保護。特別是那些對環保重視不足的鄉鎮企業，對農村環境的污染更是驚人。

　　“由于農民一向處于弱勢地位，政治參與能力不高，且農村基層缺乏維權組織，這使得農村居民在環境污染轉移中處于被動地位。”云南省政協委員、劉胡樂律師事務所律師萬立說。

　　段昌群、曾華、李云壽等16位委員在《關于把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作為云南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突破口來抓》的提案中說：“各地的自然資源長期被過度利用，很多農村沒有擺脫大量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大量的資源源源不斷地廉價輸送給城鎮，維持城鎮的繁榮，而廣大農村則資源漸趨枯竭，環境日趨惡化。環境惡化嚴重影響了農村、農民、農業的生存和發展。云南目前有數百萬人喝不上干凈的水，數百萬畝耕地遭到污染。一些地方的環境污染已經危及農民的生存，有的地方因環境污染而引發的疾病，幾乎讓農民的所有收益化為烏有。在宣威、個舊等地，因環境引起的健康問題成為部分區域農民返貧的重要因素。維持生態環境的健康已成為不少地區農村最重要的生存條件和最基本的訴求。”

　　云南省總工會在向大會提交的交流材料里也對此表示了擔憂。這份材料指出，目前，職工權益保障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職業病危害嚴重，而受害者大多為農民工。云南省存在職業病危害的企業有7500多家，接觸職業危害人數33萬余人。職業病的高發區集中發布在中小企業，尤其是大量的小作坊生產、私挖濫采的小礦山，更是職業病的“定時炸彈”。僅云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個舊市錫礦區就有20多個私營小礦主，聚集著1萬多名農民工，全省的個體采礦從業人員更難以統計。近兩年來，職業病群發事件不斷發生，2007年，云南個舊錫礦區有3000多名工人死于肺癌；2009年云南水富縣農民工怪病事件，檢出矽肺病82人,有12人死亡；昆明海口鎮6名銑工申請職業病鑒定，要求“開胸驗肺”。

　　“實際上，職業病危害的形勢比公布的更嚴峻。”這份材料說：“一些地方政府領導只講利潤指標，追求政績，為了留住企業、留住財源，競相減低招商引資門檻，以犧牲職工的健康為代價換取招商環境。”

　　國家級的農村環保法律法規尚屬空白

　　然而，盡管農村生態環境面臨嚴峻形勢，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卻相當缺乏。雖然一些省份出臺了地方性的農村環保法規，但是國家級的農村環保法律法規尚屬空白。

　　在日前云南省社科院編撰的“云南藍皮書”《云南農村發展報告》中，專家們在對食品安全存在問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初級農牧產品受污染嚴重是因為在種養過程中，過量或違規使用農藥、獸藥、化肥。“藍皮書”稱，違規使用化學污染品并不是因為農戶分散、生產單位小、產業化程度低、科技水平低。事實上，農戶對使用化學藥品和化肥的危害非常了解，所以他們把自己家庭消費的產品和供應市場的產品分開進行喂養和種植。

　　由于這些行為，導致我們的農副產品先天不足，不僅影響人的身體健康，還讓各種疾病怪病增加，導致居民的醫療開支增加，實際收入下降，而且造成了難以治理環境污染。同時，這種行為使農副產品成本提高，一些地區的種植業已經嚴重依賴化肥。現在農民經常抱怨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實際上就是因為農藥、化肥和塑料薄膜的過度使用。

　　但這樣的問題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萬立指出，近年來，隨著國際上和國家對食品安全的重視，農產品的農藥殘留問題，已嚴重影響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和食品安全，而我國對農殘問題的管理主要集中在質量管理和食品安全上，而初級農產品的生產卻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予以規范。

　　萬立說，由于缺乏農村環境保護的專門性法律，農村基層環保無法可依，執法更是無從談起。例如，《農業法》和《農業技術推廣法》僅對農業環境保護作了原則性的規定，未對農村生活環境污染防治進行規范。而且農村環境保護立法層次低，大部分屬于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這些規范性文件帶有濃厚的行政管理特色，難免有應急和應景的色彩。

　　此外，生態補償機制也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由于資金缺乏，生態補償標準偏低，生態補償價格的制定過程缺少農民的參與，缺乏談判和博弈過程，農民只是一種被動的接受。

　　“生態補償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有一系列的難題亟待解決。國家農村生態建設政策都大多是在政府部門主導下運作的，其生態補償也主要是以政府購買的形式執行。”萬立說：“目前，我國的生態補償法律政策存在一些問題，如生態補償的性質不明，很多時候將其定位為經濟補償，而非公共物品補償；一些資源性稅費如森林補償基金、礦產資源稅等很低程度上只是資源的經濟性補償，而不是生態屬性補償；生態補償過多采取強制義務方式，而非自愿遵守和市場交易方式。尤其是涉及到生態環境建設方面，政府更是以公共利益需要而強制征收土地、森林等資源，造成農民權益受損。”

　　農村是生態環境的最后底線

　　萬立認為，由于我國關于環境損害責任的法律規定散見于民法通則、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水、固廢等污染防治法中，這些規定簡單、籠統，不具有操作性，使得環保部門和人民法院在處理環境污染糾紛時無所適從。因此有必要對環境損害的范圍、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的條件和承擔方式、環境污染糾紛處理方式等方面進行立法完善。

　　他指出，目前環境糾紛的司法救濟程序不完善。現行的環境民事訴訟雖然對環境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的承擔方式進行了規定，但是受害者仍須承擔損害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然而，環境污染領域的專業性和技術性非常強，損害事實的認定和損害額度的計算非常復雜，所以受害者(如農民)受污染后舉證難，很多時候會導致法院不立案，使得受害者的司法救濟途徑堵塞。而且，環境污染由于存在一定的滯后性，一些污染的危害是間接、長期的，短期內可能會找不到直接的受害者。為了避免在現有的訴訟制度下出現訴訟主體空白，有必要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2008年11月,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市人民檢察院、市公安局、市環境保護局共同出臺了《關于建立環境保護執法協調機制的實施意見》。該意見第六條明確規定：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依照法律規定由檢察機關、環保行政執法機關和有關社會團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并負責收集證據，承擔舉證責任。環保行政執法機關應對環境污染事故進行鑒定，并委托有資質的機構對造成的損害后果進行評估，對環境公益訴訟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這種探索有助于促進農民等弱勢群體的環境權益的保護。

　　委員們認為，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制完善刻不容緩。“農村是生態環境的最后底線，是維持區域生態環境安全的最后屏障。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資源和環境問題，雖然我國的經濟重心在城市，但供給城市發展所需要的水、土地和工業原料主要是從農村輸入。同時，城市良好環境的維持離不了農村消納污染。如果農村環境全面惡化，就再沒有余地來解決資源和環境的問題。”段昌群說。本報記者 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