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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萬佳歡

　　2009年12月29日，藝術家肖魯在正陽藝術區的廢墟上生起九堆火，因為站在廢墟上讓她感覺“特別寒冷”。

　　這是一個為了“暖冬計劃”而即興創作的行為藝術作品，旨在“針對入冬以來北京朝陽各大藝術區面臨的突發性騰退拆遷，發出自己的聲音”。有一瞬間，肖魯似乎又回到了80年代。用她的話說，參加“暖冬計劃”的藝術家作品都有一種自發的激情，作品“很粗很自然，充滿了火藥味和革命的聲音”。

　　在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展”上，肖魯朝自己的裝置作品《對話》開了著名的兩槍，并直接導致這個被稱為“中國前衛藝術分水嶺”的展覽閉幕，之后她跟許多藝術家一樣，遠走他國。時隔20年，肖魯在北京東營藝術區的工作室也面臨被關的命運，因“市政規劃和土地儲備的需要”。

　　藝術創新在意識形態下戛然而止

　　1979年，在跟西方世界完全隔絕的情況下，尚在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學習的肖魯已經從上海的“12人畫展”、北京的“新春油畫風景和景物展覽”，以及年底的“無名畫會展覽”和“星星美展”中，看到很多人在偷偷嘗試這與革命現實主義無關、卻與西方現代藝術早期樣式有關的藝術。

　　而這些革命性的藝術實驗展覽都是頂著層層壓力、完全在民間組織進行的——“星星美展”的第一次展覽剛一開始就被警察趕散。

　　在國內的報刊上，肖魯很少能看到現代藝術作品。就在1983年，時任《美術》雜志編輯的栗憲庭由于刊登了一整期的抽象主義作品，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整肅中被撤職。

　　1985年開始，發展了半個多世紀的現代藝術終于在中國衍為激流。在這場轟轟烈烈的“85新潮美術”運動中，人們開始自發地形成文化批評思潮。

　　1987年3月，藝術批評家高名潞在北京組織了第一次籌展會議，卻由于隨后全國開展的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而夭折。此后，《美術》雜志與當時國內眾多美術刊物上，對當代藝術的報道幾近絕跡。

　　“那時候(環境)確實很嚴峻，是一種保守主義的回潮，官方對當代藝術、前衛藝術參取一種壓制的態度，” 高名潞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直到1988年，政治環境才相對松了一些。”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現代藝術展覽”終于在1989年2月5日開幕。展覽開幕2小時后，26歲的肖魯為了完成自己的行為藝術《對話》，當場朝自己的裝置作品開了兩槍。美術館立即陷入一片騷亂，大批警察趕至現場，男藝術家唐宋被作為槍擊者拘捕，肖魯則在下午五點向警方自首。展覽在下午3時關閉，美術館方面以春節為由宣布閉館五天。

　　中國現代藝術的萌芽似乎隨著那一槍戛然而止。策展人高名潞被迫停職；三天后肖魯被釋放，隨即與唐宋一起遠走澳大利亞。90年代以后，當代藝術在政治環境變化、社會經濟改革沖擊和主流社會的壓制下日益式微。

　　“又搬錯了”

　　藝術家們“流浪”的時代其實始于80年代中期。當時有一些藝術家開始脫離體制，聚居在圓明園，靠賣畫給一些外國人為生。

　　那時，他們被政府稱為“盲流”。1995年，圓明園畫家村被拆除后，他們不得不搬至六環以外的宋莊。

　　某種程度上，如今的肖魯正在體會那些藝術家的境遇。2009年8月，她前后三次在自己位于東營藝術區的家門上收到拆遷條，內容大概是鄉里所有的地都是建“大望京”的儲備用地，政府要全部收回、拍賣給開發商；東營一帶即將拆遷，要求住戶11月之前必須離開。

　　1997年，肖魯剛回國時，中國的藝術市場經過多年的開放，正日益健全。 “這時的藝術處于一種轉折時期，國內一些藝術家的創作也比較多樣，” 高名潞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即便當代藝術在往好的方向前進，但那時的藝術聚居區并不多，藝術家們大多在家中進行創作。定居北京后，肖魯先是跟別人在798藝術區合住，后來又在呼家樓找了個公寓。

　　找房子成了大問題。首先是這樣的房子不多——北京原來的藝術家聚居區也就只有798和宋莊；其次是價格，“那么大的房子，一年得有二三十萬才能供得起，”肖魯說。

　　90年代末以后，一些國家機構和美術館也開始做藝術展，2000年的上海雙年展被藝術批評家費大為稱為“官方開始認可當代藝術、體制主動向當代藝術示好的標志”。高名潞說。

　　2006年起，當代藝術在市場上的走勢漸好，作品紛紛賣上高價。開發商一看藝術家有錢了，一下子在北京弄出來20多個藝術區。

　　在那一年的嘉德拍賣會上，肖魯著名的舊作《對話》以231萬元賣出。她在東營藝術區租下了一個300多平米的房子，房租是每天每平米0.75——每平米比798的最高租金便宜了整整5塊錢。

　　當時的東營已經有不少人居住，物業的說法是他們跟村里簽了20年，肖魯便放心地精心設計，花了30多萬進行裝修。這樣的日子只持續了兩年。

　　12月7日，肖魯終于收拾好行李，倉促搬到蟹島西藝術區。令她哭笑不得的是，自己搬過去沒多久，那里也被貼條了。“又搬錯了，”她搖搖頭說。

　　現在，找房子又一次排上了肖魯的日程。她挨個前往上苑藝術村、環鐵藝術區，甚至天津和北京交界的一處地段看房。“只是現在已經沒興致裝修了，”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參加這次維權的“暖冬計劃”前，創作風格和習慣都極其個人化的肖魯從未參加過任何集體性藝術活動，她把自己評價為“一個與這種社會活動有距離的藝術家”。

　　一開始參加“暖冬計劃”的策劃時，肖魯描述自己“完全是因為聽到正陽藝術區被開發商停水停電感到氣憤”。但她逐漸發現，通過這個活動，自己跟“社會”的距離正在拉近。

　　肖魯還漸漸發現，現今的環境也許比創作環境嚴峻的80年代更為復雜——因為除去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力，現在還夾雜進來一些商業性、利益性的東西，“如果看不到盈利，或者說跟更大的商業利益相沖突的時候，藝術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國傳媒大學藝術跨界研究所所長吳學夫曾在一次網絡訪談中指出。

　　而另一方面，資本或市場的進入也許還給當代藝術帶來了其他的負面影響。“它好像給了藝術家自由，但是實際上又不自由。藝術家缺少獨創性的沖動，容易模仿、重復、追逐市場上的那種時尚，藝術也就容易走向一種媚俗。”高名潞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因此對于今天藝術家被驅散，在他看來也未必完全糟，“邊緣化藝術家反倒可能會是新藝術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