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月1日上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一身西裝走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布會現場，向外界隆重介紹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

　　此前一天，在這份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的文件中，首次把“統籌城鄉”提上了標題位置。這是自2004年以來中央連續第七份關于“三農”問題的文件。

　　“農業、農村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要用統籌城鄉發展新理念加以解決。”作為文件的主要起草人，陳錫文的話傳遞出決策層對“三農”的新認識。

　　文件的另一起草人、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說，“農業農村工作不能就‘農’說‘農’，要和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結合在一起，甚至要和世界經濟走勢聯系起來考慮。”

　　在宋洪遠看來，中央已開始將農業問題上升至宏觀層面。而“通過增加農民收入擴大消費，通過城鎮化使中國經濟找到新的長期增長點”，或將成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未來指向。

　　領導人提前吹風

　　作為農業部的重要智囊，宋洪遠參與了2004年以來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我們采取了一系列城鄉一體化的做法，但是城鄉差距仍在擴大，制約城鄉協調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依然突出。這時候提出‘加大統籌城鄉力度’十分必要，非常及時。”

　　在宋洪遠看來，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對統籌城鄉發展，包括制度建設和工作舉措做出了部署，最近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顯然，今年的一號文件對此作了進一步的政策安排。”

　　如果說前六個一號文件強調“糧食穩定，農民增收”，那么這次更關注的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這是今后一個時期的‘三農’工作深入的信號。”

　　在最新的文件中，圍繞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設施建設、戶籍政策、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已列出了具體舉措。

　　2010年元旦當天，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到緊鄰北京的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農村進行考察。在這次考察中，胡錦濤告訴當地村民，中央將下發2010年“一號文件”，出臺一批新的強農惠農政策。

　　次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現在黑龍江省農村，也告訴村民：“今年水稻最低收購價格還要再提高。”同時叮囑有關部門負責人，關于提高水稻最低收購價格的消息要早一點告訴廣大農民。

　　新年伊始，由國家領導人透露中央一號文件內容還是第一次。此前，連續六個一號文件都是在前一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上討論后，經修改再對外發布，前后預計一個月。

　　顯然，最高領導用新年的第一次考察昭示了中央對農業問題的重視。而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今年的一號文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當天就已討論定稿。正式文件與討論稿幾乎一致，只是語言上有一些微調。

　　兩組不和諧的數據

　　2002年以后，中國調整了對“三農”問題的政策取向，確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不僅取消了幾千年的農業稅，還加大了對農業的保護和農產品補貼力度，中央財政對三農投入更以每年千億元以上的規模遞增：2006年投入3397億元，2007年4318億元，2008年5625億元，2009年更達到了7161億元的歷史最高。

　　與之相對應，新世紀以來的6份一號文件也圍繞農民增收這一核心：2004年主題是農民收入，2005年主題是農業綜合生產能力，2006至2009年開始關注新農村建設，將傳統的農民收入、現代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統在一起考慮。

　　政策制定者相信，巨額的投入對于糧食生產與農民增收已“立竿見影”。而且2009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公布的數字似乎也說明了這一點，糧食連續6年增產，總產量預計10616億斤，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5000元大關，實際增幅6%以上。

　　但令樂觀者“難堪”的是另外一組數據，中央投入逐年增加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卻在逐年擴大。2004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1∶1， 2008年擴大到3.31∶1，收入差距達到11020元。即使是剛剛過去的2009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10%左右，遠高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6%。

　　1月2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坦言，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確確實實在繼續擴大。“應盡快提高農村打工者的工資。”

　　投入越大城鄉差距越大。“三農”怪圈令政策制定者困惑不已。

　　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看來，差距拉大的原因是農民增收慢于城市居民，而造成農民增收慢的原因是糧食價格低、打工工資增長慢、缺少財產性收入、融資困難等。

　　“在土地、資金、人力向城市流動，人口卻以戶籍的形式留在農村的現實下，無論多予還是少取，都無法根本扭轉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現實。”

　　學者的研究在官方得到了印證。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以80后、90后為代表的“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突出，“他們外出后，既不能在城市定居，又不愿意回到農村。對農業不熟悉，又特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但從制度到心理到具體措施，我們都還沒有做好接納的準備。”

　　唐仁健介紹，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總數已超過一億，約占在外出農民工的60%。

　　在描述當前三農現狀時，陳錫文謹慎地引用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原話：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

　　“這非常符合現實。盡管我們連續6年豐收，但根基仍然不牢。”陳錫文說。

　　“城鎮化”理想

　　當政府惠農政策幾乎出盡之后，政策制定者為農民增收找到了新的路徑——城鎮化。

　　宋洪遠將今年 “一號文件”基本思路概括為四句話：“穩糧保供給；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統籌；強基增后勁”。

　　四句話中，前兩句指向當下，后兩句指向未來。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宋洪遠透露：“目前中央高層已經意識到，單單依靠各類直補不足以為未來的‘三農’問題找到出路，推進城鎮化改革可能會成為政策突破口。”

　　在政策制定者看來，處在農村向城市轉換的中間狀態小城鎮，是一種以非農人口和非農產業為主體組成的社區。在地域、人口、經濟、文化、環境等方面密切聯系著農村，在大城市容納能力幾近飽和情況下，這一中間地帶恰好可以承接大量農民并刺激消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主任韓俊在解讀一號文件時也提出相同的觀點，“農民增收的問題在農業農村內部是沒有辦法得到根本解決的，需要靠城市來帶動農村，靠工業來辦好農業，還要靠農村的深化改革來激發農村的自身活力，因此要在城鄉統籌上邁出更大的步伐。”

　　“城鎮化”的方向和以“輸血”為特征的農村政策不一樣，給人們一些想象的空間。

　　陳錫文在解讀一號文件時透露：中央的要求很明確，一是要加快中小城市和中心鎮的發展；二是要把具備條件的農業人口轉為城鎮人口。“今后推進城鎮化，不是單純追求城市規模的擴大和設施的建設，而是要真正把農民轉移到城鎮中來。”

　　在陳錫文看來，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為中國未來農業農村工作的大方向指明了方向。在前不久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把解決農村轉移人口在城鎮就業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同時提出要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

　　政策的松動迅速在一號文件上反映出來。今年“一號文件”強調要加快城鎮化步伐，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具體舉措包括推進重點城鎮醫院、交通、供排水、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重點城鎮醫院、學校和電網改造升級等公共設施建設，同時積極推動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在最為關鍵的戶籍制度及財稅政策方面，一號文件也給出了三項措施：一是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并享有當地居民的同等權益；二是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將有穩定職業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三是實行有利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的土地政策、財稅政策和投融資政策等。

　　“新一輪農村改革還是要搞試點，”宋洪遠透露，下一步推進的重點通過土地建設用地指標的分配、引導產業轉移、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等，來增加這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綜合承載能力，更多地吸引農村非農產業以及農業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轉移。

　　而據知情人透露，中央相關涉農部門正在研究和起草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以發展中小城鎮為突破口，城鄉統籌、以城帶鄉，已經上升為“三農”工作的主要思路。

　　不過，城鎮化建設同樣歧路紛呈。部分官員及學者擔心，已進行了三年的新農村建設很可能演變為另一場“造鎮運動”。

　　1月10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厲無畏在成都舉行的“中國城市發展合作論壇”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把城鎮化片面地理解為城鎮的建設，搞了很多形象工程，不僅產業做不起來，反而阻礙了城鎮化進程。　本刊記者/王維博 文/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