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拆遷條例”征求意見稿的發布，無疑給“火熱”的拆遷問題新添了一塊柴。

　　本月12日是征求意見截止日期，盡管為納諫而開門的時間并不長，但各界對該征求意見稿提出的建議卻很多。

　　“讓公眾來決定是否屬于‘公共利益’”

　　在國務院法制辦上月29日公布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中，符合七種“公共利益需求”方可征收房屋一條最受關注。

　　這七種“公共利益的需要”包括：國防設施建設的需要；國家重點扶持并納入規劃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公共事業的需要；國家重點扶持并納入規劃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境和資源保護、文物保護、社會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業的需要；為改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居住條件，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等建設的需要；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條件，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危舊房改造的需要；國家機關辦公用房建設的需要；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從這些天的報道來看，征求意見稿對“公共利益”作了明確規定，但各方對此規定的爭議依然很大，其中，由誰來決定是否屬于“公共利益”爭議最多。

　　2月3日，在由天則經濟研究所和鄭州大學中國土地法律研究中心主辦的《土地管理法》修法建議研討會上，中國法學會憲法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對此發表觀點認為，公共利益是彈性很大的概念。他說：“公共利益怎么界定？我認為必須要有公眾參與，讓公眾來決定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

　　在實踐中，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并從中受益者都是地方政府，“新拆遷條例”依然賦予了縣級以上地方政府行使征收各項決定的權力，這被很多學者稱為“利益相關者”進行的決定。

　　義派公益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振宇認為，如果由地方政府來判斷是不是“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就既是裁判者，又是受益者，難免有失公正。他說：“應該由處于居中裁判位置的司法機關來判斷是不是‘公共利益’，我想是不是還可以搞一個土地法院來進行這項工作？”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盛洪則表示：“政府是以提供公共物品為其最大利益的，不能通過買賣土地獲得利益。” 與此同時，盛洪教授也認為，政府如果為了公共利益，并且在不營利的條件下，可以進入土地市場。他舉例說: “比如政府可以買一塊地建辦公樓。”

　　“不能說為了公共利益就一定要啟用征收程序”

　　記者了解到，對于國務院回應民意、迅速發布征求意見稿的行為，學界普遍表示了肯定。另外，不少人也認為“盡管有些條款尚存爭議，但該征求意見稿相比以前的拆遷規定有了很大進步” 。

　　獨立學者秋風說：“這次征收條例的改進表現之一是縮小了征收的范圍，這還是值得肯定的。”

　　與此同時，他也對征求意見稿提出了建議：征收條例應該確立自愿交易優先的原則。“即使政府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要獲得這個土地，也應該首先和土地使用權持有人進行自愿交易，人家愿意出讓，再由土地需要人和土地產權人之間達成協議，從而完成土地交易。”秋風說，“不能說為了公共利益就一定要啟用征收程序。”

　　“怎么能使土地利用更加符合公眾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與會學者普遍認為，目前土地利用決策過程的公眾參與度低，是這次“新征收條例”修改以及我國《土地管理法》修改過程中應該給予高度關注的問題。

　　鄭州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鄭州大學中國土地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沈開舉認為，由于實踐中土地利用的公共參與不足，帶來了很大的社會矛盾。他介紹說：“我們中心群眾信訪事件30%~40% 是因為土地征收征用房屋拆遷導致的。”

　　沈開舉進一步分析認為，之所以引發這些矛盾，很關鍵的因素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決策執行過程中，老百姓沒有參與權，沒有表達權，沒有知情權，在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下土地被征了，房屋被拆了。“怎么能夠使土地利用更加符合公眾的意愿，有利于公眾的表達，更有利于民主的決策，這是非常關鍵的。”

　　張千帆指出，“公眾怎么參與”涉及到現在征收條例意見稿中的一個很大問題。

　　征收意見稿第十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組織有關部門論證后，應當將房屋征收目的、房屋征收范圍、實施時間等事項予以公告，并采取論證會、聽證會或者其他方式征求被征收人、公眾和專家意見。

　　張千帆認為，“公告‘征收的目的、房屋征收范圍、實施時間’并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把補償問題放到公告中去。”他說：“拆遷戶關心什么？我管你用什么方式把我的房子拆了，你建學校也行，修高速公路也行，拆遷戶最關心的是補償標準。你現在不把補償標準放進去，讓他們論證什么？” 張千帆建議：公告內容應當把補償標準納入，而且補償和征收兩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據了解，我國土地領域最重要的《土地管理法》正在醞釀修改，該法的“變動”有可能對拆遷、征收、土地稅費、土地權利救濟等當前“敏感”的問題形成直接的影響。  張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