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自1月29日公布后，至2月1日下午已有7800多人登陸國務院法制辦網站查看或發表意見。從各方面意見看，新條例距公眾預期還有一定距離，甚至有專家認為，“新拆遷條例”挽救不了自焚者命運。(見2月2日《法制日報》)

　　之所以出現上述擔憂，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新條例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難以從制度和程序上徹底遏制以往發生的一些人“被代表”和強制暴力拆遷的問題。依筆者分析，新條例在以下幾方面需進一步完善：

　　首先，新條例的適用范圍偏窄，只限于國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與補償，而沒有涵蓋城市中所有土地征收和搬遷內容，比如，城中村改造，即集體土地征用及其上房屋的拆遷補償問題，而這恰恰是城市征收和拆遷補償中矛盾尖銳、極易發生沖突的領域。

　　其實，在征收集體土地的補償中，就存在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問題，而且也必然與其上房屋的拆遷補償標準有密切聯系。在此，是否區分作為農民生產資料的集體土地，以及作為村民宅基地的集體土地的性質和功能，是否按照不同性質和功能給予補償，非常值得探討。如果不進行明確的法律規范，在集體土地被征用轉化為國有土地的過程中，就難以防止和避免個別地方政府及開發商的強制征用和壓低補償行為，也難以防止借公共利益征地，而后改變土地用途牟利的行為。此前燕山大學賣地還債引發被征地農民不滿，就是前車之鑒。

　　其次，新條例對危舊房改造中90%的被征收人同意就可以決定征收的規定，不夠明確具體。90%到底以什么標準核算，是按照業主數量，還是按照房屋面積在總征收面積中所占的比例？這給具體操作留下了一定空間，從而可能影響被征收人利益。比如，在某個特定地區，或許90%的業主所擁有的房屋面積不及另外10%甚至更少業主所擁有的房屋面積，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單獨按照業主或面積標準來計算恐怕都有失公平。因此，筆者以為，應具體化為業主數量和房屋面積兩個標準，且應同時符合條件才能決定征收。新條例中的補償比例也應按照同樣的精神進行設計。

　　另外，對“公共利益”范圍的界定也有商榷余地。誠然，在城市發展中，嚴格界定公共利益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但我們可以變換思路，使其得到有效解決。比如，打破現有的一次性補償模式，引入允許被征收人以土地使用權入股被征收后開發項目的補償模式，使被征收人的利益得到長期保障。這樣一來，便可有效解決一次性補償造成被征收人失去永久可期利益的弊端。

　　再有，新條例規定，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期間不停止補償決定的執行，這似乎給強制拆遷留下了“綠色通道”，因為按照程序設計，征收房屋只要“依法”進行了補償，就可以強制拆遷了，“不停止補償決定執行”就意味著可以在被征收人接受補償協議前實施拆遷，這會不會又回到現行條例的軌道？(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