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李莊這樣的律師，在律師界確實存在。”中國律師觀察網負責人趙國君說。

　　“律師在法律職業共同體中的位置和作用，法律法規都規定得很清楚，但是我們現在的法治環境還不理想，很多律師都有這樣的困惑：一方面從內心深處渴望清明有序的法治環境，另一方面，又想從法制不健全中‘受益’。”趙國君說。

　　目前，備受關注的李莊案正在等待二審宣判，該案引發了社會公眾對律師行業形象的熱議和辯論。我們該如何理性看待這一問題？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律師和法學界人士。

　　普通律師：“潛規則律師是極個別”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孫景偉認為，社會公眾對于律師的正反認知，是“源于公眾對于律師這個職業的不同認識”。

　　“相當一部分社會公眾把律師理解為‘狀師’、‘訟棍’，這種理解既是對律師的誤解，也是對法律制度的誤解。人皆有權利，律師就是權利的捍衛者，即使是犯了罪的人，他的合法權利也應受到保護。”孫律師說。

　　“也有些人認為律師就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律師的工作就是要為當事人提供‘切實有用’的幫助，認為律師收費后就要有一定的‘效果’，或有一個好的結果。如《蝸居》中的沈大律師，他是專門吃關系走門路的，也能為當事人解決問題。但這是不正確的。”

　　“實際上，律師不可能、也不應該為當事人提供法律之外的幫助或服務，更不可能為當事人‘承諾’案件的結果。律師提供的是法律框架內的法律咨詢和服務，這種服務的基礎就是法律的方法、法律的邏輯、法律的規定。”孫律師說。

　　“同時，律師隊伍中也存在一小部分人對當事人亂承諾、收費等違反執業紀律的現象。”孫景偉說。

　　執業五年、代理過多起刑事案件的北京律師侯小晶，曾代理一起涉毒刑事案件，一連準備了八九個月。“當事人老問我們結果，我說我們不是法官，不能對案子結果承諾什么，只能做到對當事人盡心盡力、問心無愧。但是，當事人拿著案卷去找一名姓羅的女律師，那名律師說她有親戚在公檢法系統內，可以保證緩刑。結果那名律師都沒有出庭，就收了當事人幾萬元。最后，沒有緩刑，可當事人的錢卻拿不回來了。”

　　“有個別律師走‘潛規則’，就敗壞了整個行業的風氣。”執業五年的北京市中濟律師事務所律師黃思宙說。

　　“北京的大部分律師是一點兒一點兒掙出來的”

　　侯小晶說：“我聽說李莊案后的第一反應，就是兩個字：竊喜。不是竊喜李莊被抓，而是竊喜這個案件點破了律師業界的‘潛規則’。這些所謂‘潛規則’，剝奪、扼殺了普通律師、尤其是新入行律師的生存發展空間。”

　　“我們這些循規蹈矩、沒有背景和關系的律師，即使再努力、再優秀，是無論如何都競爭不過這些所謂‘關系律師’和‘背景律師’的。”侯小晶說。

　　侯小晶律師說：“你想想，一個普通律師就算跑斷腿，能競爭過跟郭生貴簽了合同的律師嗎？(據報道，2009年7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郭生貴因貪污受賄被判刑，曾向他行賄的律師鄔民、高桂蘭也獲刑——記者注)一個普通律師千辛萬苦、磨破了嘴，能競爭過和郭京毅勾結的律師嗎？”(據報道，2008年8月13日，商務部官員郭京毅因涉嫌受賄被雙規，北京思峰律師事務所主任張玉棟及律師劉陽牽涉其中——記者注)

　　“其實北京的大部分律師的生存是很不容易的，錢都是一點兒一點兒掙出來的。但也有個別律師是自稱有關系而對當事人坑蒙拐騙的，我遇到過這樣的律師就不下4個，其中也包括工作多年的著名律師。”侯律師說。

　　“很多普通律師，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苦苦尋找案源。有的從外地來北京的律師甚至會在看守所、法院門口舉著牌，提供免費咨詢，以辛苦的勞動換得當事人的委托和回頭客。我們還會很謹慎地給當事人分析案情、解釋法律條文，要奔波在法院、檢察院和看守所之間。為了留住案源，也不敢收過高的律師費。”侯律師說。

　　侯律師介紹了他所了解的北京普通律師的收入：每月收入在1萬元左右，同時所有的開支，全部自己支付。每月交通費、影印費等一般不會低于1000元，還要給律師事務所上交提成或定額的管理費。有的律師辛苦一年的收入才四五萬元，“但是我們也要盡可能維持律師應有的光環”。

　　“正兒八經做律師，是很難發財的。而一些高收費的律師其實是‘關系律師’、‘背景律師’，他們的‘能量’是很大的。”侯律師說，“個別律師的貪婪也讓當事人感到了恐懼。比如在重慶審理的李莊案，李莊收費150萬元，這就過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