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9 年初，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共同組成農民工研究課題組，圍繞當前農民工就業開展調研。下半年以來，課題組先后在浙江、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實地調研，隨后又在浙江、廣東、云南、安徽、遼寧、山東、河南、上海、天津等15個省份進行非概率抽樣問卷調查。目前共回收調查問卷651份，有效樣本率達99.5%。

　　半月談編輯部特將本次調查分析摘編，并獨家公開刊發。希望各界尤其是企業和政府，合力清除農民工就業的攔路虎，按照今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加大農民工外出務工就業指導和服務力度，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

　　農民工“就業兩難”何以引起三方困惑

　　-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趙樹凱 趙晨

　　總體形勢：就業難、招工難奇異并存

　　2008年末以來，農民工的失業數量至今尚無完整統計。最權威的抽樣調查數據來自農業部：中國1.3億外出就業農民工中，有15.3%，近2000萬農民工“由于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返鄉了”。

　　我們這次調研發現，當前農民工就業形勢的重要特點是就業難和招工難并存。這種狀況已持續4年有余，且并未因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消除。農民工就業難主要有兩個側面，首先是找不到工作，即無業可就；其次是雖然有業可就，但是不能持續、穩定，或者說，就業質量很低。

　　進入2009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似有減弱，農民工就業難也似有好轉，但并不明朗。根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3月25日發布的調查報告，2008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42萬人，約7000萬農民工返鄉。春節后，80%以上再次進城務工，其中4500萬已經找到工作，1100萬人仍處于尋找工作狀態，寧可在城里“混飯吃”，也不愿返鄉。

　　“混飯吃”正在城市里形成一個“隱性農民工”群體。他們沒有正式就業，也沒有返鄉，而是隱藏于這個社會、生活狀態不被人知，從事著更為邊緣的工作或者無業漂泊。在我們的調查中，這樣的“隱性人”，一個村就常常有幾十個。

　　“隱性農民工”群體的構成比較復雜，主要包括：失業后未再就業的農民工、新流入未就業農民工、自由職業農民工等。在這一隱性群體眼中，城市與農村是兩個世界，簡單遷徙無法完成根本轉變。城市與農村在物質與精神享受上的巨大差距使他們默認：與其村里“混”不如在城市“混”。

　　與就業難相伴的是形勢同樣嚴峻的招工難，也有兩個側面：首先是行業性的，即特定行業的就業崗位無人問津；其次是企業性的，即特定企業招不到工人。兩個層面的招工難，都表現為現存就業崗位的條件與農民工就業需求不相匹配。

　　企業招工難已不是新鮮事。根據2004年9月勞動保障部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當年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缺工10%左右，其中廣東有近200萬用工缺口，缺工比率10%。這一狀況自2004年以來持續5年有余。以用工大戶廣東東莞市為例，2010年初，按照東莞市勞動局測算，目前該市企業崗位缺口約為20萬個。

　　農民工就業“兩難”現象就這樣持續并存。就業難與招工難看似互相矛盾，但實為相互聯系與促進。這種“兩難”既是農民的困惑，也是企業的困惑，更是政府的困惑。能否清除認知障礙，互相協商博弈，平衡利益矛盾，決定著這三方能否和諧共“舞”，跳好“三人舞”。

　　農民工：何時告別無序就業

　　農民工就業緣何難？根據我們的調查，農民工自身素質欠缺，包括文化程度低、缺少技術等，仍是就業的最大制約。農民靠一技之長找工作的很少，我們統計僅有23.7%，多數農民工均處于無序就業狀態，主要競爭力體現在要求低、肯吃苦、干活無所謂高低貴賤。

　　許多40歲以上的農民工，外出務工10余年，一直從事重體力工作，如搬運工、建筑工人等。有的建筑工人說：“如果老板不好，拿了錢就去別處。”還有農民工說：“活特別重，沒多少錢，就給孩子攢點餅干錢。”21.3%的父輩農民工是靠體力活供子女上學。

　　對于“技術”的認知程度，父輩農民工與新生代農民工接近，但渴望程度偏低，“沒文化、腦子慢、懶得學”是常見的理由，只希望找點事做，多賺點錢，改善一下生活。這種低就業要求不符合產業升級與產業發展要求。我們的調查顯示，認為自己需要學習與培訓的農民工占69.3%，希望了解政策以促進個人發展并實現自我保護的為64.8%。但能夠擁有此類“充電”機會的人寥寥無幾。

　　與父輩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呈現“三高兩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于父輩農民工，職業期望高于父輩農民工，物質、精神享受需求高于父輩農民工，工作耐受力低于父輩農民工，對社會欠公平現象承受力低。在北京各人才市場門口都聚集著這樣一群人：衣著光鮮，“整身衣服都是進城前買的，穿得好，能找著好活”。這種需求提升是基于父輩農民工奮斗基礎之上的必然發展趨勢。

　　城里人常說：農村人見識短，沒個長遠規劃。其實，農民工是有自我認知的群體，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我們調研發現，在有子女的農民工中，72.3%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不再像父輩農民工一樣打工。新生代農民工中，有32.8%希望留在城市，75%認為自己屬于工人群體，僅有8%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民。

　　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移民化傾向日益突出，不畏懼城市，勇于向城市挑戰。我們的調查顯示，53.8%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外出打工是為了開闊眼界、提高自身素質；38.2%希望留在城市，還有4.2%希望從農民變成市民。但城市人具有利用資源的機會與能力，而他們還沒有。期望與現實的強烈反差，將新生代農民工變成了“夾生人”，當找不到理想的職業時，他們多選擇待業，在城市游蕩。

　　企業：如何擺脫用工荒

　　一面是農民工就業難，一面又是企業招工難。招工難不僅存在于企業，也存在于行業。

　　影響企業招工難易的因素很多，尤以企業自身不完善為主因，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企業信譽：企業軟裁員、隱性失業、拒發少發工資、極力壓縮成本、農民工工資低等都構成招工難隱患。二是企業條件：企業硬件條件與招工的難易程度成正比。三是企業理念：企業對農民工的管理理念與態度是影響其招工難易的重要因素。

　　我們調研發現，某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一家日資電子加工廠，70%以上為女工，年齡集中在19～22歲，外來務工人員月平均工資1200元。兩三年過去，雖然這些農民工技術日益嫻熟、為公司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但工資始終停滯不前。加工行業每生產一個產品，其價值大多超過60元人民幣，但人工費不足1元，農民工付出與回報懸殊，與工廠還沒有談判能力，憤怒之下只能選擇離職。

　　除了忍受超長工時、低廉且經常被借故克扣的工資，農民工的正常休假權利也受限。在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突發時，豆漿機銷售行情大好。某豆漿機廠為了賺取更大利益，大大縮短節假日，并在員工宿舍樓門前明文警告：“節日來臨之際，本廠形勢大好，請員工慎重請假，長時間離職者，將被辭退。”

　　此外，很多農民工還經常遭遇企業“軟裁員”。企業不直接裁員，而是通過其他方式迫使農民工自動離職。主要做法是換崗位，將原有較高收入的工人調至較低收入崗位……種種調換誘發了農民工的抵觸情緒，不得不離職。

　　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2009年中國已有67萬家小企業被迫關門，約有670萬就業崗位“蒸發”。許多工廠開工不足，工人即使上班也拿不到全額工資，最多領取每月800元左右的最低生活保障。偶有開工，加班也沒有加班費，算調休。原來加班時工廠管飯，現在餐費自理。許多農民工沒有積蓄甚至入不敷出，沒有享受失業待遇的資格，被迫處于“隱性失業”狀態，自動離職現象很常見。

　　再來看行業招工難。以家政行業為例，據全國總工會調查，目前家政行業用工缺口在1000萬人以上。但是，農民工從事此行業存在諸多限制因素。首先，這個行業缺乏規范的管理媒介與管理模式，家政人員缺乏就業安全感。其次，家政行業沒有固定的客戶來源，家政服務人員收入存在旱澇不均現象。再次，行業保障體系缺失影響農民工就業信心。

　　政府：能否真正當好“第三方”

　　應當看到，農民工改變自身就業狀況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才是滿足農民工就業需求的希望。政府連續促進農民工就業的相關政策確有積極意義，并取得了相當成效，但與農民工的實際就業需求還有相當距離。

　　根據我們的調查，認為缺乏就業信息與就業渠道影響就業的農民工比例達41.7%。通過政府獲得就業信息就業的農民工僅有11.7%，多為就近就地轉移。通過中專、技校畢業后統一分配就業的農民工只是少數，且主要是新生代農民工。

　　一位農民工輸出地管理人員反映：“搜集發布信息、管理農民工流動成本太高，地方財力有限。有時連上級政府下撥的農民工服務與管理項目的配套資金都很吃緊，自發管理項目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地方政府雖有改進，但持續操作程度低，運動式搜集一下信息，數量不過10余條，貼在公告欄里便無下文。政府就業信息的發布與宣傳往往無的放矢，使得農民工對政府就業服務的信任度降低。

　　在城市與農村、企業與農民工的關系中，政府邏輯與其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這涉及政府的職責與利益問題。政府在履行職責保障農民工發展權利時，將會犧牲自身利益，與企業形成矛盾和摩擦，但企業能給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利益，又令政府非常動心。一些基層政府的實際操作讓人感到，企業往往才是政府服務的真正對象，農民工不過是企業利益擴張的附屬品，而非政府服務的真正對象。

　　農民工與企業彼此追求的利益目標不同，二者之間的矛盾應該保持平衡，否則就會呈現一端壓倒另一端的動蕩態勢。政府要正確認知自我，當好“第三方”，在矛盾的演變中控制天平的傾斜，通過有效服務與監管，保障群體間、階層間的公正與和諧。尤其要重新審視農民工，正視他們的發展需求，尊重他們的發展權利，為其提供合適的生存發展空間。

　　事實上，在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方面，政府確有許多工作需要做好。比如，崗位技能培訓、招聘信息發布、失業數據登記、統一社保接續、惡意欠薪懲罰、勞動條件達標、勞動合同檢查、勞資爭議調解，等等。在這些環節，政府部門不僅要切忌厚企業而薄農民工，還要防止厚市民而輕農民。畢竟，中國解決農民工問題已進入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新階段，有了更寬的視野、更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