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打黑經得住歷史考驗

　　李莊早就預感到自己要“出事”。朱明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2009年12月7日晚，李莊跟他說，“重慶方面要抓我，因為我已經破壞了打黑的順利進展。”

　　此后，李莊與重慶方面的沖突接連不斷。

　　他強調龔剛模不是黑社會，堅持認為龔剛模被刑訊逼供，與打黑大形勢格格不入。他在會見當事人的時候與專案組警察發生正面沖突。在與法官見面的時候，態度強硬。

　　朱明勇描述了他們在江北區看守所的遭遇。11月24日，朱明勇在法院復印案卷后，第一時間趕到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樊奇杭，卻被告知“必須要專案組成員在場才可以會見”。朱明勇據理力爭，認為案子進入審理階段，被告人已由法院換押，公安機關已無權接觸被告人。

　　隨后趕到的李莊則更為激烈，在看守所大聲爭執，還試圖通過看守所檢察室、法院解決問題。

　　眼見爭執不下，兩人為了見到當事人不得不妥協。會見后，李莊在會見室指著一名專案組人員讓他出去，并說，“你就是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

　　自此，李莊與重慶方面的梁子結得更加深了。

　　李莊后來成為被告后，在庭審中提出，他曾與江北區看守所刑警有激烈沖突，要求江北區人民法院、檢察院整體回避。

　　在朱明勇的描述中，一邊是抗爭激烈的李莊，一邊則是“服帖”的當地律師，“當時，在場的眾多重慶律師，自始至終沒人說話。”

　　在龔剛模案開庭之前，已有謝才萍案、王天倫案、黎強案、陳明亮案等涉黑案件進入審理程序，參與代理的律師亦數百人。

　　重慶律師李勇認為，看起來“服帖”，是知道“掰不動”。

　　2009年9月8日，重慶市司法局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工作的意見》中提出，“承辦涉黑涉惡案件的律師事務所要指派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律師參與辯護和代理工作”，“律師辦理涉黑案件，要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堅持基本犯罪事實清楚，基本犯罪證據確鑿的原則，不糾纏細節”。

　　實際上，不要糾纏程序的“細枝末節”，不僅是重慶律師的桎梏，而早已成為刑辯律師的共識。

　　謝才萍一審辯護律師楊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開庭前，我與謝才萍會見了兩次，都是按照看守所指定的程序。”

　　“不按他們的程序，鬧僵了關系，對當事人也不利。”陳明亮案被告人馬當的辯護律師劉洋也認為，“我執業二十年來，第一次在審判階段與警察一同會見當事人，這四個警察一個記錄，一個站著監視，一個攝影，一個錄像。但我并沒有問為什么要跟著，我想他們也是執行規定。”

　　2009年12月24日至31日，陳明亮案在重慶第三人民中級法院審理。劉洋當庭提出，在看守所會見時，馬當稱自己遭到誘供，“口供里寫，我向重慶高院副院長張行賄20萬。張供述是我行賄，但是我不認識他，他也沒有見過我。但是警察說，只要你簽，我們給你辦取保候審。”

　　此誘供情節劉洋當庭提出，并要求辨認程序，法院認為，馬當的照片已經在報紙上刊登，已不具備辨認的條件。

　　隨后的質證中，亦有多名辯護人、被告人提及警方曾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不符合證據的合法性。辯護人還“抱怨”會見時與當事人的交流都存在于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不僅陳案、龔案、李案，包括此前的謝才萍案、黎強案、王天倫案，律師都曾指出律師會見等程序問題。

　　黎強案中，第四被告人黎德明的辯護律師鄧智勇曾當庭說，“首先感謝檢察官，終于讓我見到了我的當事人。從今天的庭審看，他不可能走出這個法院。對于打黑，我們是支持的，但是不希望成為黑打。”

　　律師的稻草

　　“幾乎所有律師都清楚涉黑案件的取證、會見等程序可能存在瑕疵，”重慶律師協會副會長孫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所以，重慶律師還是把辯論重點放在了實體辯護上。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刑法學泰斗趙長青正是實體辯護的一面“旗幟”。去年10月末，他為“車霸”黎強作出無罪辯護，認為其行為并不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最后的辯護詞中，他提出公訴機關提交的1849件證據，無一證明黎強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

　　這一辯護將“依法審理”引入了人們的視線，輿論也因此分野。一部分人認為，趙長青是盡一名律師的職責，既保證公民合法權利，也對公權力制衡。另一股聲浪則認為，律師為黑社會辯護，本身就是黑社會，“狗頭軍師”等叫罵聲也開始出現。

　　“這次引發的網絡批評出乎我預料，”趙長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老百姓罵我，表明大家都支持打黑，但是，圍攻辯護律師，表明人們缺乏法律常識。”

　　“從我經手的案子和其他案的案情看，有些團伙被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有些牽強。”幾乎同時，重慶李義涉黑團伙案中，被告人李志剛的辯護律師周立太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盡管此次打黑受到老百姓普遍歡迎，但要防止打黑擴大化，要經得住歷史的考驗，要對被告人負責。”

　　黎強一審判決書顯示，法院沒有采納辯護人趙長青的意見。

　　隨后，11月，龔剛模案進入起訴階段，異地律師陸續出現。媒體開始集中報道多名北京律師前往重慶承辦涉黑案件。沒有“文件”束縛，異地律師更多地“糾纏”程序，也試圖在實體辯護上對法院的判決施加更大的壓力。

　　“刑事案件，大都是公訴人怎么說法院怎么判。對律師而言，影響法院的判決，才是關鍵。”趙長青認為，在認定黑社會性質與律師的合理辯護之間做出判斷，將是重慶法院的難題。

　　但影響重慶法院判決的依據，在李治明涉黑團伙案審理中，公訴人曾當庭透露，是按照重慶公檢法“大三長”會議的標準。

　　2009年10月25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慶市人民檢察院、重慶市公安局，以“三長”會議紀要的形式(渝檢會[2009]11號)，印發了《關于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為持續深入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對立法解釋的四個特征提出了新的具體意見。

　　這份意見對于黑社會的“組織特征”進一步解釋，“惡勢力團伙向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沒有明顯的性質轉變節點”，“成員之間因公司、企業內部管理形成制約關系，或者以親屬關系為紐帶組織關系等，也是組織特征的重要體現。”

　　針對這份《意見》，為謝才萍案辯護的律師悲觀的稱“一審即為終審”。“一審在重慶中院，終審在重慶高院，始終在重慶，也始終是這份文件。”

　　謝才萍案2009年11月3日一審判決，謝才萍等15名被告人不服上訴。通過重慶高院書面審理，12月9日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記者從終審裁定書中看到，謝才萍甚至沒有辯護人，其一審辯護人楊超說，“因為一些原因，我們與家屬沒來得及簽訂委托協議。” ★

　　(本刊實習生陳歡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