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10年的反腐敗戰役應當從提高反腐透明度、數據共享與更多地容忍非官方輿論批評開始

　　反腐的治標與治本

　　文/夏業良

　　根據最近官方所披露的數據，近三十年來，外逃官員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多億美元，算起來平均每一貪官攜走資金約1億元人民幣。

　　令人生疑和迷惑的是，官方最新發布的數據竟然是被反復引用的陳年舊歷！2003年1月21日，人民日報社主辦的《思想理論動態參閱》上刊登閔一宗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2001年新華社披露：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腐敗官員攜帶公款500多億美元在逃。

　　而安徽財經大學老師尹偉華等人在《我國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1985-2008》的研究中發現，1999〜2004年資本外逃的規模波動較為頻繁，并呈現出一定的下降趨勢；2005年以后我國的資本外逃開始大幅度上升。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

　　另一方面，也許同樣能夠印證某種程度上這些數據，據媒體報道：來自中國大陸的部分留學生幾個月就換一部車，寶馬、奔馳、奧迪等不在話下，難道中國人真的暴富起來了嗎？這些花錢如流水的留學生父母，除私企老板外，相當大一部分是在職官員和國企高管。

　　在洛杉磯、紐約、夏威夷、休斯敦、溫哥華、多倫多、倫敦、巴黎、墨爾本、悉尼，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豪華轎車、隨意揮霍的中國男女，并已形成了一個隱秘的圈子。這些人不參加當地華人社區的活動，不在人多的場合露面，行蹤詭秘。

　　筆者在“反腐敗經濟學：成本與收益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文中曾指出：在具體實踐中，我們經常發現當某種腐敗現象在某些地區或組織機構中相當盛行時，采用常規性懲治腐敗的措施往往是成本巨大、效力甚微的。

　　當整體制度環境并未達到設計要求時，法律和法規無法在既定的制度環境下發揮真正的效用。道德的喚醒雖然有可能出現，但往往不是自然發生的，也不大可能通過宣傳運動或者政府官員、公共組織領導人的自我監督設計機制而實現。

　　假如我們無法成批地生產和培養出永不被腐蝕的政府官員或公務人員，我們就應當培育競爭環境，改變激勵機制，提高透明度，讓腐敗者下課。簡而言之，就是修補漏洞或者徹底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

　　在這樣的情況下，進行制度性變革可能更具有長期效力，反腐敗的社會總成本也將大大低于在制度環境不變情況下，把以權謀私的個人作為主要打擊對象的那種治標而不治本的做法。因為受經濟理性的驅動，任何擁有壟斷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在不受任何實質性約束且監督和調查成本相當昂貴的情況下，都有發生結黨營私、濫用權力、損公肥私等腐敗現象的內在驅動力。

　　2003年12月，中國政府簽署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審議該《公約》的議案中，溫總理強調，這將有利于我國開展國際合作，遣返外逃腐敗犯罪人員，追繳被非法轉移國外的資產。2007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2008年，中紀委、國家預防腐敗局等十部門掀起一場禁止官員公費出國、出境游的專項整治活動。然而，上述舉措似乎并未有效遏止權力腐敗和巨額財富外流現象。

　　2010年1月8日，中紀委副書記李玉賦在召開新聞發布會時宣稱，中紀委監察部與中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15個部門，已經建立了防范違紀違法公職人員外逃工作協調機制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無論如何，“亡羊補牢”同未雨綢繆相較并非最佳反腐舉措。腐敗的根源在于權力過于集中，各種社會資源主要是通過權力機制(而不是市場機制)進行配置。

　　最近若干年愈演愈烈的“再國有化”(俗稱“國進民退”)運動，實際上更加強化了反腐難度。如果是希望挖出膿毒，就不應當懼怕暴露自己的惡疾與瘡疤。中紀委、監察部、法院、檢察院等體制內機構有義務為社會公眾提供更多真實可靠的數據和具體案例。2010年的反腐敗戰役應當從提高反腐透明度、數據共享與更多地容忍非官方輿論批評開始。

　　在一個幾乎沒有什么公民社會傳統的國度里努力促進和發展一個更加有效的公民社會，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十分嚴峻的挑戰。我們必須認識并且充分利用可獲得數據與現代傳媒技術的力量，來動員和組織公民社會的反腐敗力量，對腐敗賴以滋生和存在的土壤和缺乏有效監督與限制的公權力施加必需的社會壓力和體制外監督。★(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