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剛剛公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

　　“我是從網上看到這個消息的。”在北京一家化工產品公司做業務員的嚴曉告訴記者，“坦白說，我更關心‘針對性的措施’有哪些？”

　　3年前，嚴曉只身從湖北老家來到北京，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店當服務員。“在酒店里，就是端盤子送菜，工作很簡單，也很累。”嚴曉說，從進酒店第一天起，她就知道這不是一份持久的工作，她想學點東西，“最想的是進公司，有自己的辦公桌”。

　　根據“公認”的劃分標準，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末的嚴曉，無疑是新生代農民工中的一員。

　　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唐仁建介紹，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邊，新生代農民工占了60%，大約1個億。新生代農民工上完學以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生活，“而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

　　“城市夢”

　　尋求更好的發展，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農村好，是新生代農民工比較堅定的信念

　　“我不想再回去。”嚴曉直言，“這么說并不是嫌棄農村，而是想讓自己有更好的發展。”嚴曉在高中畢業之后出來打工，她堅信自己有能力在城市打拼出來，“雖然我現在只是一個業務員，但也有自己的人脈資源，再過兩年，我可能會離開北京，到其他城市，自己開一家化工產品店。”

　　有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成長經歷和環境的不同，又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農村出生長大后才走出去，到城市務工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第二類是自小跟隨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長、學習，成人后留在城市務工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

　　但不管是城市新生代，還是農村新生代，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的受教育水平、職業選擇等方面都已經發生改變。他們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輩們那樣對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戀土意識”，由于長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觀念影響，不愿甚至無法回歸農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已經基本融入城市，他們更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習慣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調查稱，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只有8.7%的人認為自己是農民身份，75%的人認為自己屬于工人群體。

　　不久前，記者曾在從武漢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遇到3名農民工。坐在記者對面的那名農民工，大約有四十多歲，上車后用手機打了個電話，便不再多言，靠著座背閉目休息。他身旁的兩個人，約摸十八九歲的樣子，上車后就一直聊著電腦游戲“魔獸”。

　　“你們喜歡用獸族？人族也很強啊？”記者插話。

　　“用人族得到后期才厲害……”

　　聊了一會兒，記者打斷了關于游戲的話題，問他們：“你們會一直在外面打工嗎？有沒有想過回老家生活？”

　　“就在城里呆著吧，城里好玩。”兩個孩子說。

　　正如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所言，新生代農民工進城打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這批人都念過書，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當一部分還具有高中文化。因為有文化，再加上他們是在電視機、手機的伴隨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比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城市文明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農村好，是他們比較堅定的信念。

　　現實路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面臨就業、社會保險、教育、住房等等制度性社會排斥

　　“我也想在城市買房。”嚴曉說，“但是，這個想法實現起來會很困難，我的工資很低。”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將有穩定職業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

　　“就算有資格購買保障房，也很難。”嚴曉給記者算了筆賬：按北京保障性住房的均價每平方米

　　6000元計算，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得36萬元，按首付20%的比例算，首付款得7.2萬元。而她的年收入才1萬多元，即便不吃不喝，也得用7年的時間才能攢夠首付，而且還得在房價不再繼續瘋漲的前提下。此外，能不能在銀行貸到款，也是一個很難說的問題。

　　事實上，對于想融入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買房只是“進城”路上無數門檻中的一個。以農業政策與農村法制為研究方向的丁關良教授今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教育、就業、醫保、社保等等問題，都是新生代農民工要面臨的問題。

　　“拿教育來說，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全國各個城市做法不一。”丁關良說，在很多地方，農民工子弟入學，要交的費用很高。對農民工來說，他們的工資本來就不高，如再加上這筆開支，自然會增加負擔。但是不交這筆費用，又影響子女的發展。當然，也有部分農民工子女成為留守兒童，這樣的話，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環境又不容樂觀。

　　丁關良告訴記者，在醫療保險上，農民工與城鎮職工的待遇也不一樣。如果農民工在城市生病了，不光是治療費用高，而且基本上都要自費。另外，社會保險方面，企業繳納的費用很少，而農民工自己也不會交很多。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險的作用有多大，也是不容樂觀的。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克慶今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面臨就業、社會保險、教育、住房等等制度性社會排斥。不管是老一代農民工，還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流動到城市以后，社會經濟地位從總體上而言還是處于城市社會的底層。對于農民工而言，進入城市只是純粹經濟意義上的勞動力，而不是社會意義的城市公民。各種社會福利的制度安排，更多的是一種滿足勞動力市場基本需求的制度安排，有的甚至連起碼的勞動力市場的基本需求都不能滿足。制度設計上的排斥，是新生代農民工不能滿足福利需求的重要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強調農民工以及新生代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同時，不能顧此失彼，要注意處理好保護新生代農民工與保護其他城市邊緣群體的關系。”韓克慶說，在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時，既要加大新農村建設，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差距；又要防止出現城市化過程中的“蜂窩效應”，即一旦政策缺口打開而沒有限制的話，大批農民工及其子女勢必蜂擁到城市中來。因此，要解決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必須從宏觀層面先解決好農村與城市的統籌發展問題。在具體制度設計上，要注意階段性解決，防止矯枉過正，帶來過度城市化等新的社會問題。法制日報記者 余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