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近日新華社消息，擁有一部能上網的手機對于如今的孩子們來說是件非常普通的事，但孩子們在享受手機上網便捷的同時，泛濫的“黃毒”也在以同樣快捷的方式向孩子們“逼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陜西政協委員楊維平教授的建議是：一刀切地立法禁止——讓孩子們遠離手機黃毒，除了加強網絡和運營商的監管外，還應立法禁止12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機。

　　好大的口氣，就快“出口成法”了。在這個楊委員眼中，立法好像比小孩子過家家還容易、還隨便。提一個立法建議，不經大腦張口就來，而且是這種前無古人的立法。張口就是立法，動輒就是禁止，本該嚴謹慎重的“立法”到了一些人嘴中，比隨口吐痰還隨意。不知道他們想過沒有，提出的這個立法建議涉及多少人的權益，有沒有基本的可行性？

　　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建議，我向來持非常寬容的態度，尊重他們站在本利益群體立場上的表達和本專業視角上的建議。參政議政的平臺，本就應容納多元的聲音多元的視角—可看到類似“立法禁止12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機”這種無比荒唐的建議時，實在忍不住想問：你們吃的是納稅人的錢，怎么擠出來的卻是這樣的垃圾建議。納稅人花錢，買來的就是這樣的建議嗎？

　　立法禁止12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機——這個立法建議信口提出來了。立法意圖不錯，可讓孩子遠離萬惡的手機黃毒，僅有“善意的立法意圖”絕對不行。最重要的是，這樣立出來的法如何去執行？誰去監督？怎么判斷是否12歲，如何禁止他們使用？是盯著孩子、孩子的父母還是賣手機的商人？美國人立法禁止賣酒給某個年齡以下的孩子，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識別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法律能夠得到嚴格執行。而立法禁止12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機，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具備現實可行性。從正當性上看，有問題就一刀切地禁，也是一個充滿駝鳥思維、懶政思維和管制慣性的建議。

　　立法不是拍腦袋和靈機一動的事，它是一項需要專業技術和專業理性的復雜系統工程。不是僅有一個“善良的意圖”就可以了，還必須在醞釀建議時就進行綜合的考慮：是不是非要立法，既有的法律可不可以解決，道德途徑可不可以解決，立法利大還是弊大，立法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非要立法的話，有沒有可行性，誰去執法，會不會形同虛設，會不會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如果缺乏這樣縝密和細致的考量，沒有任何可行性論證，空有一個立法建議，則與垃圾建議無異。一場喧囂的口水爭論后，什么有價值的東西也沒留下。

　　地方兩會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媒體每天都會報道代表委員的許多建議，讓公眾憤怒的是，其中充斥著不少毫無可行性的立法建議。什么“呼吁為防止網癮立法”——同樣的問題，代表只提立法建議，絕口不提現實可行性，仿佛那跟他毫無關系。社科院專家稱準備起草《動物保護法(專家意見稿)》，建議立法禁吃貓肉狗肉——最大的漏洞是一樣的，立個法禁止容易，可根本無法監督執行，你怎么去監督人家吃沒吃狗肉？立法是為了治理現實問題，如果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執行，你這個法有什么用。

　　看看一些代表委員提交的議案提案，一個個口氣都大得很，開口就是立個什么法，好像人人都成了立法專家，立法是很小兒科的事情。其間有多少立法調研，有多少價值衡量，又有多少縝密的專業審思？某些無所用心、不負責任的代表委員，平日不認真履職，不好好到基層調研，快到會期才想到要走個形式提個建議。于是坐在辦公室和電腦前絞盡腦汁地“擠”，擠出來的只能是這種垃圾。

　　代表委員和專家學者們會辯稱，自己只提建議，如何執行和現實操作那是政府的事——這顯然是在推卸責任。這個社會從來不缺建議，街頭巷尾和網絡空間充斥著各種建議，公眾為什么要花錢養專家智囊和代表委員讓他們參政議政呢？是為了追求更高質量、更有深度的參政議政。參政議政要有高質量，作為精英的代表委員首先必須拿出高質量的提案議案，就可行的建議進行討論才能讓議政有深度；有起碼的可操作性，才能讓問題朝著可治理的方向發展。信口開河地胡扯，純粹拍腦袋想個提案，將一個垃圾建議提上討論議程，對現實政治有何價值？這樣的垃圾建議，人們何必花錢供養代表委員去想，網帖中比這高明的建議多如牛毛。

　　如今，代表委員們的待遇越來越好，政治待遇是享有許多特權，有形的物質待遇包括：有固定的補貼，會議期間發放各種福利，大酒店豪華間好吃好住，不少地方還每人配備一臺電腦——納稅人每年花在兩會上的錢財不計其數。諸位代表委員，請你們提建議前一定要好好捫心自問一下，你這個建議配不配納稅人花那么多錢。(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