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居民最低工資，我感覺是地方按照中央決策實施的多項提高居民收入舉措中的一個。對公務員可以讓財政擴大支出給他們多發工資，對一般企業職員可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減稅，對弱勢群體就要靠政府強制提高工資保障線。”1月25日，高輝清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胡遲分析，本次擬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北京、江蘇、東莞，都是經濟較發達地區，同時也是民工凈流入地區。雖然從全國來看，中國還處于城市化初期，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向城鎮轉移。但是就這些經濟發達區域來看，當地對勞動力的吸引能力已經遭遇到了瓶頸，于是兩年前東莞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在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由于物價較高，生活成本也高，打工者是否去當地打工首先要考慮收入是否足以彌補支出。所以這些地方如果想要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加入生產，提高工資最低保障線也就勢在必行。”胡遲說。

　　聚焦3　　上調對未來有三大利好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認為，此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計劃對個人、對國家、對企業都有好處，值得肯定。

　　“對個人，可以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1月25日，蔡志洲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蔡志洲認為對于國家而言，此舉措的一大意義在于調整產業結構，“企業發放工資增加了，生產成本就會增加，這就逼迫企業必須向更有技術含量的領域轉型。”蔡志洲說。此外，此次上調還可以增加國內消費能力，促進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型向內需增長型轉變。“中國內需不足，主要指的是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則源自企業存留大量利潤而不向職工發放，于是居民購買能力不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無疑可以將一部分企業存留利潤向職工分紅，擴大居民消費能力。”蔡志洲表示。

　　各地紛紛傳出“上調最低工資”的風聲后，有專家擔憂政府提高工資會導致企業雇工人數下降，最終好心辦壞事。

　　高輝清認為這種說法較片面“因為工資水平取決于勞資雙方的談判能力，由于資方較為團結，勞方則比較分散，所以談判結果往往向資方傾斜，資方就傾向于壓低企業工人工資。這必須靠政府進行強制解決，才能保證社會更加公平。”

　　惟一比較復雜的是企業，照理來說，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會對不少剛剛走出金融危機的企業形成成本壓力，但《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已經確認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江蘇，卻發現接受記者采訪的企業界認為成本壓力在可控范圍內。

　　“這一招對成本或多或少會有些影響！”江蘇昆山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玉山分會會長、星誼陶瓷董事長蔡國楨25日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但他也承認他的公司里拿最低工資的員工并不多。

　　“我們企業的平均工資不低于1500元以下，因此不存在增加企業成本的問題。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大多數企業的成本影響主要表現在出現工傷事故處理，對一線員工來講，如果發生工傷事故，員工本身的最低生活保障會相應得到提高。”江蘇吳江祥盛紡織染整有限公司銷售總經理何蕓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受本次上調影響較大的只可能是小型的私人企業。

　　蔡國楨也認同，新的用工最低工資政策會淘汰掉部分最低端的制造企業。

　　和企業界的樂觀相比，部分專家認為，從短期來看，提高工人工資會提升企業生產成本“特別是在輕工、家電等領域，中國企業間競爭充分，企業利潤十分微薄，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可能會導致企業經營困難。從國際上來看，在一些生產領域，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國家的生產成本本就已經低于中國，中國企業成本增加，不利于展開國際競爭。”蔡志洲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

　　但他同時認為，此舉會產生反向推動力，企業要想扭轉成本上升導致的競爭力下降，就不得不加大企業研發力度，提高產品附加值“這樣，中國制造的產品將在更高層次上獲得競爭力，從而有利于企業獲取更大的利潤。”

　　不過，專家同時提醒應該注意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幅度。

　　高輝清不贊成一次性大幅度地提高工資水平“這會導致企業難于消化成本，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個指導線，執行起來可以更加靈活。”高輝清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