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宣布：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33535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這一消息引發西方媒體高度關注，多家媒體紛紛預測中國將在今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也有不少媒體不忘詆毀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

　　在剛剛過去的2009年里，中國表現更引人注目。在一系列重要國際會議上，“聽中國怎么說”已成為一種常態。

　　根據美國全球語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成為過去10年中的世界頭號新聞，其受關注度甚至超過了伊拉克戰爭和2001年“9·11”恐怖襲擊。而美國《福布斯》雜志2009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干脆直接打出了“中國已是超級大國”的題目。

　　于是，國際上開始熱炒所謂的“中國模式”。發展中國家希冀從中找到富國之路，發達國家也試圖借此尋求復蘇的靈感。但人們很快發現部分西方人士熱炒“中國模式”的深層動機，那就是要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責任。說白了，就是“捧殺”中國。

　　本報訊 2004年5月，美國人喬舒亞·庫珀·雷默在英國著名的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所謂“中國模式”從此“名聲大作”。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使所謂的“中國模式”在國際上再次受到熱炒，認為中國以此將“拯救世界”。

　　英國《衛報》將2008年稱為“中國模式年”。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于1989年在其《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作出的“美國模式優于任何發展模式”的斷言，但在2009年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他宣稱：“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伴隨著對“中國模式”的熱炒，西方國家似乎對中國充滿了期待。

　　“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弗朗西斯·福山

　　頻繁熱炒

　　熱炒“中國模式” 鼓吹中國“拯救世界”

　　本報訊 美國《華盛頓郵報》2009年11月14日發表的題為《中國人正在“改變我們”》的文章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場之間的一座大庫房里，一群農場主圍在一位買主身邊，他們的談話顯示出美國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名買主身穿帶有設計師標識的便裝，腕表的價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車相當。他說：“我覺得你們美國人還沒弄明白，我們需要高質量。”對這些壯實的農場主來說，被一名來自中國的制藥公司經理批評還是件新鮮事，但誰也沒有抱怨。這些美國中西部的漢子把他們的中國客人看作類似于救星的人物。種植人參的蘭迪·羅斯說：“幾年前，我們種什么參都行。我們種的他們都買。現在我們必須知道怎樣讓他們滿意。他們正在改變我們。”

　　西方：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責任”

　　但西方對中國期待遠非如此簡單。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09年訪華期間強調：“美國不謀求遏制中國。相反， 一個強大且繁榮的中國的實力上升能夠成為國際社會的一支力量。”

　　與此同時，西方媒體開始熱炒所謂的“G2”模式，認為世界已經進入“中美共治”時代。按照西方的邏輯，既然中國已經具備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就應該對世界承擔更多的“責任”。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9年兩次G20峰會上屢被提及的“G2”概念，再次被搬到年底的氣候峰會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德波爾指出，美國和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的40%，沒有中美兩國的具體承諾，很難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達成任何協議。但事實上，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承擔著不同的責任。西方國家顯然居心叵測，試圖用氣候問題來阻撓中國的發展。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所華裔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黃靖博士分析說，西方國家要求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經濟和物質上的責任。西方認為既然中國富起來了，就應該“少享福”，在國際問題上更多地出錢出力。例如，世界銀行一再聲稱中國“已經畢業”，將不再是世行貸款的受援國。第二，開放金融市場方面的責任。西方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取得很大進步，但金融市場的獨立性還很不夠。中國政府必須放棄對金融市場的控制，讓外國企業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西方一再壓人民幣升值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第三，道義上的責任。西方想讓中國逐步按照它們的價值理念和博弈規則來出牌。如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確提出中國應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