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民間糾紛的調處上，普通群眾比黨政干部、法官更有優勢”

　　在鄭州市中原區須水鎮，有李某兄弟3人。父母去世前留下3間房子，三兄弟一人一間，共同居住。后來，老大和老二在外面有了新房，3間老房就由老三一人使用。

　　2008年，老房子因故要拆遷，于是便產生了一筆數額可觀的補償款。老大和老二提出，房子屬3人所有，補償款應由3人平分，但老三不同意。老三認為，兩個哥哥都比較有錢，在外面也都有了新房，就自己沒有，并稱父母在去世前說過這3間房子歸自己所有。老二則提出，當年為父母辦喪事花了3萬多元，都是老大和老二出的，如果補償款歸老三一人，他就應該分攤當時的喪葬費。三兄弟為了這件事情準備打官司。

　　這時，和三兄弟同村的“社會法官”李國民主動上門調解。他分別找到經濟條件好的老大和老二做工作：“你們兄弟3個，老三最窮，原來還有個老房子住，現在拆遷，雖說有補償款，但是別說是3人分，就算全部都給老三，他蓋好新房錢基本上就沒有了。再說，老三一直跟著你們父母，你們長期不在家，好多事兒都是他幫老人干的，這些能用錢來算嗎？你們倆都不缺那點錢，還在這兒爭來爭去，真的忍心讓老三連房子都住不上？”

　　一番勸說，老大和老二都有了愧意，紛紛向李國民表示，不再向老三要補償款，并答應如果老三蓋房子錢不夠還可以借給他。一場既花錢又傷感情的官司不用打了，兄弟3人瀕臨破裂的感情又和好了。

　　“如果這個事情由法院來處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很難達到有機統一。”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分析說，“這個案件法律關系簡單，但實際情況比較復雜。單從法律角度看，房屋屬3人共有財產，應由三兄弟平分補償款，但是一旦平分，會讓老三無房居住，生活困難；如果判定補償款全歸老三所有，又違背了法律規定，侵害了老大和老二的合法權益。而由熟悉三兄弟情況的德高望重的‘社會法官’出面調解，既避免了‘一場官司十年仇’等情況的發生，又使問題得到根本解決。”

　　也正是基于對像李國民這樣德高望重的民間人士能力的認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明確提出要求：“在‘社會法官’的選任上，一定要選出在當地群眾中有較高威望而且愿意給老百姓辦事、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普通群眾擔任‘社會法官’，比如當地的退休干部、退休教師、老模范、老支書等，但一般不選現任的鄉鎮干部擔任‘社會法官’。”

　　“在很多民間糾紛的調處上，普通群眾比我們的黨政干部、法官更有優勢。”張立勇說，“首先，‘社會法官’在當地群眾中有威望，同樣一句話，由他們說出來可能比其他人說出來效果更好。其次，‘社會法官’往往在當地生活了幾十年，對當地的風俗人情了如指掌，一次糾紛表面上可能是因為一件小事而引起的，但實際上兩家的恩怨由來已久。‘社會法官’能更準確地找到糾紛的癥結，從根本上化解糾紛。最后，‘社會法官’調處糾紛的方式更靈活，對于一起糾紛，他可以隨時化解，很多時候喝著酒、聊著天就把問題解決了。”

　　“‘社會法庭’彌補了法院調解‘柔性’不足和人民調解‘剛性’不夠的缺陷”

　　“社會法庭”與老百姓“見面”后，首先得到了不少糾紛當事人的認同和支持。同時，因為能幫助解決一些信訪問題，“社會法庭”也很快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一些專家、學者也對“社會法庭”表示贊同，認為它具有創新價值，是法院對客觀需要的正確認識。

　　但質疑的聲音同樣存在。有專業人士指出，人民調解制度在我國早已建立，河南“社會法庭”的工作性質、工作方式和人民調解機構基本一致，等于是在法院系統內又建設了一套基本相同的人民調解機構。

　　對此，張立勇表示，與人民調解相比，“社會法庭”首先由當事人隨機選出他們信賴的“社會法官”，甚至雙方的親朋好友也可以參與進來，使糾紛解決主體和客體高度契合，能夠對解決糾紛的社會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其次，“社會法庭”不僅通過嚴格的選任程序把當地真正威望高、品行好、經驗豐富的群眾推選出來，更可以通過賦予這些群眾“社會法官”的光榮稱號，使其民間威望有了司法支撐，在調處糾紛時的底氣更足，權威更高。第三，人民調解組織一般依行政村設置，處理社會糾紛的范圍較窄。而“社會法庭”依鄉鎮設置，對于鄉鎮范圍內的村內及跨村糾紛，“社會法庭”均可參與調處，且適宜調處糾紛的類型也明顯增多，除了常見的家庭糾紛和鄰里糾紛外，人身損害賠償、用工合同、勞資爭議等糾紛也可交由“社會法庭”處理，調處糾紛的范圍更大。

　　“‘社會法庭’彌補了法院調解‘柔性’不足和人民調解‘剛性’不夠的缺陷，取二者之所長，補二者之所短，整合比人民調解更廣泛、權威的民間力量，采取比人民法庭更簡便、靈活、實用的調處手段，是我們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新途徑、新突破。對此，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南省委的領導同志都對我們的‘社會法庭’工作給予了高度關注和充分肯定。”張立勇說，“只要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不變，只要當前的社會形勢沒有發生大的轉變，只要大量的社會矛盾糾紛依然存在，‘社會法庭’就有其存在的重要價值。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出現，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出臺，都有一個被社會認識、被實踐檢驗的過程，但只要人民群眾需要它、支持它，它就會有旺盛的生命力。”

　　本報鄭州1月22日電 記者 韓俊杰 實習生 段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