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實施以來，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議。如今，這部法律已實施兩年，其效果到底如何？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的學者以其調查的數據給予了解答。

　　勞動合同簽訂率提高

　　社會保險參保率仍低

　　2009年4月，北京傳知行研究所對珠三角紡織企業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調查地域包括廣州、佛山、東莞、江門、中山五地。調查顯示，2008年，勞動合同簽訂率為94.3%，2007年為62%。自《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上述地區勞動合同的簽訂率上升了32.3%。這清晰地表明：《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大大增加了，且大多數工人與企業負責人均認為簽訂勞動合同很重要。

　　調查發現，勞動合同簽訂率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企業一方態度變化，企業負責人開始將簽訂勞動合同作為自我防衛的手段。這說明《勞動合同法》中所規定的罰則發生了效果。

　　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通過對北京、上海、深圳、泉州、寧波、紹興、河南等7個城市的大規模調查，發現勞動合同簽訂率總體較好，大約為72%。但是和勞動合同相關的一系列勞動權利，比如保險參保率，并不理想。調查表明，沒參加醫療保險的占55%。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的占71%，沒有參加失業保險的占83%；沒有參加工傷保險的占64%。

　　“從我們的調查數據上來看，《勞動合同法》頒布兩周年，社會保險的參保率沒有明顯的改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劉愛玉說。

　　企業違法成本加大

　　新人求職機會降低

　　北京傳知行研究所的調查表明，勞動部門的監察力度確有增加。多數企業負責人認為“比以前管的嚴了”，但訪談中也有企業負責人稱，勞動部門“主要是為了罰款，罰完就不管你了”。

　　但調查同時也表明，新法賦予了勞動部門更多職權，同時也擴大了其尋租空間。

　　《勞動合同法》詳細列出勞動者可以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因此，《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員工不告而別的情況劇增，這使得企業對工人進行培訓的投資動力不足，許多企業縮減培訓以減少員工跳槽帶來的損失。這代表著熟練工人的身價進一步提高，而新工人的求職機會在降低。

　　為了留住熟練工，部分廠家采取了加薪計劃，用定期加薪的方式挽留熟練工人及技術工人。但是在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許多加薪計劃難以執行。

　　調查發現，一些企業為規避《勞動合同法》中的違約金／保證金條款，向員工收取“培訓費”。具體做法是，每月工資由工廠扣除一部分“代還”培訓費，工人與工廠的勞動合同期滿后，將培訓費退回給工人。工人若提前解除合同，則培訓費不再退還。“這里的培訓費實際上充當了保證金的功能。”北京傳知行研究所研究員夏楠說。

　　調查中，一些企業認為這也是無奈之舉。《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勞動者隨意解除合同的情況增加了，雖然該法規定行使任意解除權的程序要有30天預告期，而且“給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應承擔賠償責任”。但對大量使用流動人員的用人單位來說，員工不辭而別之后根本找不到人，更別說要求賠償。故而，對相當一部分勞動者而言，《勞動合同法》對其沒有任何硬性約束力，是否履約完全取決于其道德品質。

　　《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初，許多學者認為這部法律在實踐中很難得到執行，其主要理由是這部法律剛性太強，不合實際，將受到強烈的反彈，夏楠也曾“抱有這樣的成見”。但通過這次調查，夏楠認為，“總的來說，勞動合同法在珠三角地區確有一定的實施力度，并不如此前我們想象的那樣形同空文”。

　　“1994年《勞動法》實施以來，各種勞動政策法規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而《勞動合同法》出臺后，產生了一系列政策法規疊加的效應，而效應的大小，又與所處的產業與地域執行情況相關。客觀而言，《勞動合同法》本身直接增加的用工成本并不多，但其可能導致企業用工風險的上升。而對用工風險的評估，必須具體到產業、地域，并結合工資、社保等配套制度進行綜合評判，任何關于《勞動合同法》利弊的整體性評價，都是草率和不當的。”夏楠說。

　　勞動者維權意識覺醒

　　勞動爭議案件井噴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葉靜漪研究發現，《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勞動爭議案件呈高發態勢。從2009年下半年到現在，一些地區勞動爭議案件趨于緩和，但是數量依然很高。

　　據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1995年我國勞動爭議案件只有3萬多件，而在2006年則達到31萬多件。之后更是持續上升，2007年達到35萬件。

　　《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后，勞動爭議案件出現井噴，2008年激增到69萬多件，增加近50%。而據最高法院的統計數字，2008年全國審結勞動爭議案件28萬余件，同比上升93.93%。

　　到了2009年，勞動部門處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有小幅下降，但仍居高不下。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2009年前三季度，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51.9萬件，同比下降0.2%，當期審結案件49.6萬件，同比上升14%，當期結案率為95.6%。

　　而全國法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則在2009年呈井噴態勢。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近17萬件，同比增長30%。有些地域出現了激增，其中廣東、江蘇、浙江三省，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分別達41.63%、50.32%和 159.61%。

　　最高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勞動爭議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許多企業和行業因出口銳減經營困難，持續虧損，有的企業停業、破產，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因追索基本工資、加班費等勞動報酬產生的矛盾日趨突出。另外，《勞動合同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實施，鼓勵了勞動者利用法律的渠道解決勞動糾紛。

　　“案件的增多在某種意義上是好事，這表明勞動者的維權意識覺醒了。”葉靜漪說。

　　《勞動合同法》遇上金融危機

　　勞動者勝訴難度加大

　　葉靜漪說，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多方主體參與勞動糾紛機制正在形成，勞動、工會、法院三家配合增多。比如廣東、福建、北京、天津等地，這些地方形成多方聯動機制，對及時解決勞動糾紛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她同時指出，勞動爭議案件勞動者勝訴率降低了，原來80%(勞動爭議案件)是勞動者能贏，但是這兩年差不多只有一半左右。她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現在勞動爭議案件比過去復雜。過去的勞動爭議糾紛大多集中在工傷賠償及勞動報酬給付方面，但目前大量出現了要求辦理社會保險或退休手續，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要求同工同酬給付工資及福利待遇，確認辭退開除決定無效并恢復工作等新情況。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和法院為保障經濟發展，對事實勞動關系以及加班、欠薪和工傷等問題的認定偏向于企業，壓低勞動者的訴求。同時，勞資雙方對《勞動合同法》的理解有偏差，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葉靜漪說，有些地方為了統一審判和仲裁口徑，出臺了一些地方性的實施辦法和內部規定，例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適用〈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滬高法［2009］73號)21條，“錯誤地解釋了《勞動合同法》”。

　　有鑒于此，最高法院于2009年7月下發了《關于當前形勢下做好勞動爭議糾紛案件審判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既要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又要保證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法院既要不折不扣地執行法律，又要充分考慮國家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出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充分發揮法院審判工作服務大局、應對危機的作用。

　　葉靜漪說，在勞動爭議案件數量急劇增加的同時，體現出組織性、地域性、集體性的特征，群體性勞動爭議逐漸增多。由于爭議對抗性強，調處難度大，一些勞動者以上訪代替訴訟，“這是值得警惕的”。

　　而勞動者維權的最大障礙仍在于沒有簽訂勞動合同。“許多勞動者是有勞動沒關系。很多案件是侵權性的，例如拖欠工資、社保、工傷賠償等，沒有勞動合同都很難主張權益。”葉靜漪說。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馮仕政認為，《勞動合同法》不能僅是停留在墻上、紙上，還需要一系列配套的組織性力量，例如工會應該發揮更大作用。他認為，目前中國基層工會在勞動保護方面作為較小，如何擺脫工會的單位依附性是今后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記者 王俊秀 實習生 劉夢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