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管改革將在春節后啟動，街道辦事處統轄所有政府部門，統管轄區全部城管事務的“崇文模式”，將在北京全市范圍內推廣。與此相關的是，近幾年來，隨著城管執法沖突日益受到社會關注，全國許多地方在試行“大城管”模式。雖然各地方案略有不同，但都是務求從根本上解決痼疾的初衷相同。

　　正是在此背景下，2007年崇文城管開始推行“大城管”“綜合執法機制”，全區7個街道辦事處，分別成立了綜合行政執法組，每個執法組整合了城管、公安、工商、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25個執法部門的力量，即該25個部門均派專人到各個街道辦事處上班，“全權、全責、全時”處理轄區內的所有城市管理問題。

　　“崇文模式”之所以為人稱道，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執法方式的改變，重心下移，屬地管理，街道辦事處牽頭，統轄所有政府部門；二是執法思路的轉變，如有關官員指出，中國的城市管理正在而且理應從“經濟主導型”向“社會主導型”轉變。城市管理的外延應擴大，要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環境優美、運行有序、文化繁榮等，全部納入管理的視野和范疇。而為了不至于形成被執法者與執法者之間的對抗，同時擔起政府應盡的責任，“崇文模式”將解決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放到了第一位。

　　而且，兩種轉變起到了效果。三年實踐下來，崇文區臟亂街巷基本消失；全區連續20個月保持“零就業家庭”動態為零，等等。當公安、民政等各個政府部門派駐專員，到街道辦事處上班，組成聯合執法組，處理轄區內所有城市管理事務，各個執法部門分散辦公、效率不足的問題得以解決。另一方面，當執法者不再漠視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執法者也因此受到被執法者的尊重，更有利于從源頭上化解矛盾。從這個角度上說，公正也是效率的保證。

　　相當長時間以來，城管執法之所以為人詬病，攤販之所以與城管打游擊甚至暴力對抗，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相關執法可能剝奪一些底層民眾的生活來源。也正是這個原因，當一些城管驅趕攤販，甚至沒收他們的“生產工具”時，有些人會以死相拼，社會也總是抱之以無限同情。一個多輸的局面是，底層社會謀生維艱，城市管理者聲名狼藉，良善者悶悶不樂。就在前不久，在北京14個政府部門的民意調查中，城管排名倒數第一。

　　如有專家指出，城市生活多元化，城管難度越來越大。一部分居民要求整潔、井然和舒適的城市環境，另一部分居民為了生計，不得不依賴城市公共空間生存。但政府作為社會協調者，不能只顧其一不計其余。從邏輯上說，城市之美觀更不能以困難群體大批失業為代價。若非生活所迫，誰甘心在風霜雪雨中露天經營，提防城管人員的驅趕？

　　一個城管在大街上追追打打，是其個人素質問題。如果社會對城管的執法方式有普遍抵制情緒，那就得從制度上找原因。倡導文明執法是一方面；從民生著手，幫助解決城市失業人員、低收入人員和流動人員等困難群體的就業生存問題，則更為關鍵。事實上，這也是“崇文模式”在各地“大城管”舉措中勝出的最重要原因。

　　聯合城管和勞動保障、民政等各個部門，通過聯合救助、就業幫助等救濟救助措施，解決弱勢群體的生存難題，相較過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沒收加驅趕”式的執法，是個大進步。擔起應盡的責任，告別一切形式的野蠻，同樣立竿見影的是，僅就救助弱勢群體本身而言，它已經讓我們的城市更美麗，也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