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零售業的發達，是文化傳播進入良性業態的一個具體反映，也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具體表征。這意味著，大眾報刊這個承載公共信息、公共文化的媒介，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能夠在任一個公共場所向讀者面對面銷售；所有具有公共信息、公共文化需求的讀者，可以比較方便地在任一個公共場所獲取所需要的報刊。

　　地鐵正是這樣一個較為理想的公共信息、公共文化傳播的公共場所之一。而乘客每日必須面對的枯燥無聊的地鐵之旅，使其想買一份報刊消磨時光、了解信息、怡養精神的需求格外強烈。這也正是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有地鐵的國家和地區、中國的上海廣州等這樣有地鐵的城市，都允許報刊在地鐵里傳播的原因。

　　無疑，北京禁止除《北京娛樂信報》之外的報刊在地鐵銷售，侵犯的正是公眾信息權。這首先就體現在侵犯了公眾方便地獲取信息的權利。對于許多乘客來說，臨上地鐵列車前買一份報刊，幾乎成了一種出行生活習慣和方式。北京地鐵禁售報刊，無疑就給乘客帶來極大的不方便，畢竟改變這種早已形成的生活習慣和方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不少乘客因為一時難以適應，不惜重出站臺買份報紙再進站，為此多花時間，這感覺當然不太爽。而缺乏報刊相伴的地鐵生活是多么煩悶而無趣。如此不方便，不知北京那些召開會商會的“有關部門”怎么去理解和執行“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難道“方便群眾”僅僅成為一句口號？

　　北京地鐵禁報令侵犯公眾信息權，還體現在侵犯了公眾自由地獲取信息的權利。這種自由，就是公眾有權在地鐵這樣的公共場所獲取所需要的報刊，而不受其他任何力量顯性和隱性的干涉。這種自由，本是公眾的一項最基本的權利，本應得到呵護而不是侵犯。在一定意義上說，報刊走向充分零售，保障的也正是公眾的這項權利，目的就是賦予公眾充分獲取信息的自由，從而實現自由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允許在地鐵銷售報刊，阻塞的是公眾自由獲取信息的渠道，使公眾主張自由權利出現障礙，會使公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感覺不自由、不自在，從而影響公眾對國家的生活自由度的評價。

　　在某種意義上說，上述給公眾帶來的不方便、不自由，是在給公眾制造一種事實上的傾向性選擇環境，使公眾在無奈之下退而求其次，以實現決策者的意圖，也就是使《北京娛樂信報》成為地鐵乘客的不二之選。因而，北京地鐵禁報令，還侵犯了公眾平等地獲取信息的權利。買什么報紙，不買什么報紙，這是公眾的選擇自由。不同種報刊一同擺在讀者面前，實現選擇的機會均等。在這種環境下，那些有質量、受讀者歡迎的報刊就會獲得更多被選擇購買的機會。扼殺其他報刊的被選擇機會，獨給信報以“百分百”，就使乘客面臨一種隱性的“被強制選擇”，要么讀不到報刊，要么就讀信報。對于報刊來說，這是一種絕對不平等競爭，也就是被絕對壟斷。對于讀者來說，這是一種絕對不平等選擇，是隱性地“被迫閱讀”，被迫被“北京唯一的地鐵報”進行“服務宣傳”。

　　據聞，《北京娛樂信報》因一紙禁報令的獨家許可，在加大發行量，這表明如此壟斷帶來的效益正在加速顯現。在城市飛速發展、信息充分涌流的現代社會，又豈能允許地鐵這樣的公共場所出現公共信息死角？豈能允許公眾信息權被如此侵犯？豈能允許權力赤裸裸護衛一報？豈能允許地鐵里“一報風行百報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