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族”是個新詞兒，但它背后的群體卻已存在多年。經媒體輪番轟炸后“聲名顯赫”的北京唐家嶺為例，這些所謂的“京蟻”與多年前被稱為“北漂”的人又有什么區別？雖然“蟻族”被“貧二代”、“低收入”等關鍵詞框定，但這些關鍵詞放在過往時代那些在大城市中打拼的青年人身上，其實也并無不妥。

　　在我看來，“蟻族”其實是“老黃瓜刷綠漆”，這個刷了綠漆的老黃瓜之所以如此吸引媒體和網友眼球，與大學生就業難、大城市保障性廉租房體系不健全、階層貧富差距懸殊等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圍觀者給這個群體涂上了一層極具迷惑性且打動人的悲情怨艾色彩。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有和大多數“蟻族”一樣的經歷和感悟。我是一名去年剛畢業的大學生，經過長期且艱辛的求職和實習，終于在京城一家媒體找到了落腳點。出身農村的我，也算一個“貧二代”，求職和實習時曾蝸居在東直門內大街的一處地下室，個中艱辛，冷暖自知。早在“蟻族”這個新詞誕生前的去年8月，我以記者身份在北京唐家嶺采訪過數日，和很多與我同齡的“蟻族”同吃同住。這些住的房子很小、搭乘的公交很擠、每月的薪水很低的年輕人，除了偶爾一聲嘆息外，表現出來的更多是韌性和樂觀。

　　在“蟻族”被大規模悲情化報道后，一個在采訪中結識、租住在唐家嶺的朋友給我發來短信：“我感覺現在的報道把我們‘蟻族’說得太苦了，我的自信心和激情都有些受打擊了。我在這里住了四年，除了感覺這里衛生環境差，收水費的人有些橫之外，其他都挺適合我們這些處于事業起步期的年輕人的，但我感覺現在的報道好像把我們當成了危險群體了。”可見，圍觀者的善意悲情非但沒有給“蟻族”帶來精神支持，反而將消極的焦慮傳遞給了他們，讓他們在反觀自己時又多了一份沉重。

　　其實，雖然有“就業難、貧富差距大、房價高”等需要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面對的困難，但哪個時代的年輕人在他們剛走入社會時不曾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困苦？目前已是資深媒體人的一位長者說，他年輕時曾挖過煤、下過井，干的都是超體力的活兒，就一個人住在山頂上，一到晚上外邊就是狼，而現在的“蟻族”好歹能租上房子，所以他非常不解為何目前一提到“蟻族”很多人就流露出來的悲情。再比如，前幾日的一則報道稱，受金融危機影響，日本大城市不少失業或面臨失業的年輕人只能住進橫著爬進去、比一臺臥倒的立式冰箱大不了多少的“膠囊旅社”。(《揚子晚報》1月4日)

　　其實，不用給“蟻族”講“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大道理，他們在艱苦環境中樂觀地打拼，足以證明他們的堅韌；也不用講“坐看云起、順勢而為”的人生哲學，他們由受“熟人社會”禁錮的家鄉來到競爭激烈卻相對公平的大城市，已明白自己什么時候需要在大城市接受磨礪，什么時候可以到合適的地方盡情揮灑；更不用矯情地給“蟻族”抹上悲情怨艾的色彩以博取圍觀者對他們的同情，這只能在聒噪中消費他們的感情，弱化他們的樂觀，動搖他們的堅定。田國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