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戶籍堅冰對城市化進程意味什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已經明確提出，要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推動有條件的城市允許有穩定職業和收入的農民工及其子女轉為城鎮戶口。

　　長期以來，城鎮戶籍都是老百姓享受教育、醫療、廉租房、社會保障等城鎮公共服務的前提。然而，原有的城鎮戶籍制度讓城市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望而卻步，阻礙了城鎮化進程。打破戶籍堅冰，加快城鎮化步伐，對中國經濟到底意味著什么呢？

　　很多年來，對于很多進城打工的人來說，擁有一個城市戶口，享受城里人在養老、就學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是個難以實現的夢想。對于來自河南林州的王迷金來說，戶口問題已經影響到了孩子的學業，王迷金今年四十歲，在天津打了二十年工，他的女兒王茹小學畢業后來到天津，在一所初中借讀，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優異，還曾經被評為市級的優秀學生，然而去年夏天，王茹卻突然提出要退學。

　　王茹：“就是那時候，分班的時候，8年級期末考試的時候，它(學校)是說年級前70名都可以分成兩個班，差不多一個班35個人，我那時候考的是年級27名，進去實驗班是綽綽有余的，但是就因為戶口沒進去，感覺到就是周圍同學就是說學習跟我差不多，甚至有比我差的都進去好班了，那時候感覺心里特不是滋味。”

　　雖然感覺到委屈，但王茹最后卻只能面對現實。這件事讓王迷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了戶口的重要性，如今王茹馬上就要初中畢業了，學校老師已經再三提醒王迷金，再不解決戶口王茹就不能參加中考。

　　“沒有別的選擇，第一個選擇就是假如說在這邊買不上房子，說白了，再回我們老家考試，因為它這個書本都不一樣，你像天津這個書本是人教版，跟我們河南那個書本知識都不一樣，回家那恐怕考高中70%的沒戲。”

　　王迷金說，自己在天津打工20年，參加過很多重點工程的建設，還曾經上過當地的報紙，但這一切都無法改變自己是外地人的現實。

　　同很多人一樣，黃曉燕也曾經是個外鄉人，擁有成都市戶口一直是她的一個夢想。

　　黃曉燕：“我們不想讓她和我們一樣走彎路。”

　　記者：“什么樣的彎路？”

　　黃曉燕：“比如說從農村到城鎮再到大城市這樣一條彎路，然后讓她在這種環境下受到更好的熏陶。”

　　黃曉燕來自農村，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差別讓她吃了不少苦，她希望女兒不再像她一樣走很多彎路。

　　記者：“成都戶口很重要嗎？”

　　黃曉燕女兒：“有時候重要有時候不重要。”

　　記者：“什么時候重要？”

　　黃曉燕女兒：“交借讀費的時候重要。”

　　20世紀初，美國、英國、法國，這些較早進行工業化的國家也曾歷經艱難轉型：大量的農民走出鄉村，他們的身影活躍在城市建設的各個角落，但是卻無法獲得和市民同樣的社會保障。而今天，工業化的先行者已經走過這片沼澤。鄉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差異已經不大。然而，中國、印度、巴西-----這些工業化的后來者，還在不能回避的失衡之中探索、跋涉。

　　“我就想中國中國大多數人都是農業戶口，并不是非農業的人就比農業戶口的人高一等，都是人，在人格上都是相等的，沒有什么差別我認為，只不過是出生的地方不同而已。”

　　胡星斗：“的確是，戶籍制度改革，如果嚴重的滯后會造成一系列的問題，會對和諧社會造成一定的沖擊，因為大量的是外來人口，他不能夠融入城市，受到某種歧視會導致犯罪率上升，特別是現在一些青少年，由于長期他不能夠融入這個城市，結果就導致他在某個城市不能夠上高中，不能夠考大學等等，他慢慢造成了一種對城市的一種仇恨的心理，或者至少對他稚嫩的心靈造成了創傷。”

　　戶籍壁壘對在上海就業的外地人才帶來了不少困惑,也成了當地企業人員流失的一個重要因素。

　　趙雪林：“外地的人來上海有所貢獻,按道理說,要比一般的中級職稱的人,我覺得應該比他們要大,因為也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包括稅收,等等一些方面的。

　　成立于1992年7月的張江高科技園區，是國家級的高新技術園區，目前，園區內聚積著13萬各類人才，除了少部分頂尖人才在引進的同時解決其戶口問題之外，這其中有50%多的人才都在面臨落戶問題。

　　殷宏：“他們可能已經掌握了很多的這個技術，可能說全世界范圍里都能找到一些工作，那么他們愿意留在上海工作，實際上對上海是有巨大的這個貢獻。”

　　從世界范圍來看，人類社會由農業走向工業時代的時候，大都經歷了農弱工強、城鄉失衡的轉變過程。今天，英國農業人口只占總人口的2.6%，美國為3.9%，加拿大為6.7%，法國為10%，農民已轉化為“農業工人”，農場轉化為企業，鄉村和城市的劃分已經沒有了太大的意義。而中國面對的現實國情是：農業占GDP的比重 已經下降到11.3%的同時，農民仍然占到總人口比重的大半。一個擁有7億2千萬農業人口的大國，如何完成轉型，走上城鄉均衡發展的道路，是中國正在破解的一道世界級難題。

　　胡星斗：“為了拯救經濟上的困難，我們也應當打破戶籍的堅冰，你把它叫堅冰也可以，你把它叫做這么一道鐵門也行，目前是有條件打破的，而且各個地方政府也有積極性的，因為它要解決這種投資不足的問題，房地產過剩這樣的一些問題，地方政府有進行戶籍改革的積極性，下面我認為要做的就是中央政府在推上一把。”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的城鎮化率穩步提升，從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8年的45.7%，累計提高27.8個百分點，但是2004年以來城鎮化率的上升幅度呈現下降趨勢。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的深入，農民工進城的邊際收益遞減，制度性因素對城鎮化的制約也開始凸現；另一方面，金融危機造成大量農民工返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城鎮化進程的放緩。

　　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曾經指出：“二十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 今天這個命題跨越世紀的門檻，正擺在中國的面前。

　　溫家寶：“由于我們國家人多地少，在大城市我們還要考慮大城市的承載能力，而首要的是要引導農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鎮安家落戶。”

　　表面上看起來，戶籍制度改革等等一系列推進城鎮化的政策措施似乎和促進經濟發展沒有直接關系。但有經濟學家曾經算過這樣一筆賬：按照我們國家的人口規模，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大約有2000萬農村人口將進入城鎮，他們的居住、生活、就學、就業，都會創造巨大的經濟需求。

　　從這個角度看，城鎮化不僅是個龐大的社會工程，也是一項巨大的經濟工程，它不僅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還能夠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投資，擴大消費，可謂一舉多得。那么，我們怎么才能把握住城鎮化進程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歷史機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