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農民整體福利的大幅度增長，還需要通過更加有力的法律和市場的手段。這一點，僅靠戶籍改革和社保制度改革遠遠不夠，它需要更為基礎、更為深層次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以及農房、農地改革。

　　28日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全面部署了2010年的農業農村工作，會議的其中一個內容，是要“加快城鎮化步伐，拓展農民外出就業空間，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表示，將會同有關部門，積極研究促進農民工在城鎮落戶的政策措施，推動有條件的城市允許有穩定職業和收入的農民工及其子女轉為城鎮戶口，并納入城鎮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

　　在27日的網絡專訪中，溫家寶總理從為熊德明討薪說起，表示“我更注重研究的是制度問題”，“現在我們已經開始研究涉及農民工的深層次問題了”。

　　比起前些年對農民工“經濟上吸納，社會上排斥”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今天中小城鎮準備敞開胸懷迎接農民工，是一個值得稱道的進步；而之前保障農民工社保權利的跨省轉移，也是保障農民工平等權利的一個重要舉措。

　　但需要重視的是，如上農民工的福利凈增長更多依賴著行政推動，市場的成色不足；其二，較多地關注到了農民工的移民第一代，移民第二代更渴望融入大城市的迫切現實也需得到政策的同等關注。

　　戶籍制度改革需要穩妥推進，這一點沒有疑義；國家各部門和各大城市要充分考慮到大城市的承載能力，這點也沒有疑義。但在市場的作用下人口和資源高度向大城市集中已經成為世界性潮流，我們更應多發揮市場的力量，而使行政干預的力量盡可能減少，如此，則不僅將使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更健康、更有活力，而且農民和農民工的福利增長也比單純的行政推動更迅速和可持續。

　　換一個角度說，通過中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以及農民工社保的跨省轉移與接續等政策方面的變革，并不能帶來農民工福利的大幅增長。而且這種行政主導型的農民工福利增長，必須以地方的土地財政為前提，這有可能進一步反噬更大數量的周邊農民群體。這一點，應當有所警惕和防范。

　　促進農民工以及更大群體數量的農民整體福利的大幅度增長，還需要通過更加有力的法律和市場的手段。這一點，僅靠戶籍制度改革和社保制度改革遠遠不夠，它需要更為基礎、更為深層次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以及農房、農地改革。

　　逐步探討農房、農地的產權化貨幣化改革，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農村金融改革，將全面喚醒農村沉睡的資本，使歷來一無所有的農民手中掌握著巨額的隨時可以變現和流動的資本———在不改變基本用途的情況下，可以抵押貸款，可以交易。從中貸到的或者交易得來的款項，可以用于進城或在農村的創業資本，也可以在城鎮購房居住，大大增加農民的財富，使廣大農民擺脫貧困，并大幅度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

　　這一趨勢所帶來的潛在變革力量，可以與上世紀90年代末的住房私有化相媲美，甚至比它的力量更強大。因為它牽涉到的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1998年，中國城市住房私有化改革，不到十年時間，中國城市居民的財富大幅度增長，城市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可謂一日千里。未來，如果農民的土地、宅基地也能實行同樣的改革，市場將會爆發出更加空前的基礎性力量，不僅能改變中國農村貧窮落后的局面，也使中國的內需結構大為改觀，從而使變革成為國家經濟增長持續穩定的巨大推動力。童大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