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將于本月底舉行。本次常委會會議將審議七部法律案，其中包括侵權責任法草案、國家賠償法修正案草案、社會保險法草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草案。這幾部法律均屬于“社會領域的立法”，與民生問題息息相關，其中尤以侵權責任法草案和國家賠償法修正案草案最受關注。

　　有目共睹的是，近年來有關民生與社會領域的立法，一直在穩步推進。伴隨著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物質與精神層面的成長，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對個體權利已日漸重視。但凡必要，每位公民也都會不遺余力，試圖通過法律武器維護或救濟自己的權利。這一切，也正是國家賠償法修正案和侵權責任法草案被付諸審議的時代背景。

　　前者，國家賠償法作為一部保障公民權利的重要法律，1995年開始實施。然而，這部“保障私權、約束公權”的法律，其效用與現實明顯脫節，未能真正體現“有損害即有救濟”的現代法治基本原則。現在，通過三次審議，國家賠償法修正案草案通過“一高一低”(即降低賠償門檻，提高賠償標準)回應輿情壓力。

　　后者，作為“民法典”中的重要一編，侵權責任法草案曾于2002年12月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上初審。近年來，隨著經濟與社會的漸次繁榮，制定一部統領全局的“民法典”已是當務之急。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即是中國“民法典”的重要組成。同樣，作為“民法典”九編中的一編，侵權責任法之意義與《物權法》旗鼓相當。

　　時至今日，中國改革船到江心，攻堅進入細節，體現在各個層面的博弈，也愈顯具體甚至激烈。相關數據是，2007年，全國法院受理權屬、侵權糾紛一審案件98萬余件；2008年增至103萬余件；就在今年，諸如“開胸驗肺”、“釣魚執法”等侵權案例，更成輿論關注的焦點。一個共識是，這些“個案式維權”，更需要在法治條件下得到制度性化解。

　　法治社會的到來，不會因一部法律的落成而畫上句號，具體的落實與執行才至為關鍵。在“法律打架”方面，《物權法》被《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架空”即是先例。在多起由強拆引發的自焚悲劇發生后，國務院法制辦也正在修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值得欣慰的是，醞釀中的《侵權責任法》，正在汲取這方面的經驗與教訓。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侵權責任法》草案第47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依法請求懲罰性賠償”，但根據《破產法》，此類賠償屬于一般債權，企業一旦破產，賠償難以實現。最近的例子是“三鹿”破產案。然而，如果能以生命健康為更高位階的權利，來思考法律的意義，就有必要對《破產法》在破產債權的順序制度中加以規定，即優先滿足被侵權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2009年是“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關鍵之年。如果承認立法者不辭辛苦，目的是為生活立法，為保有公民的權利立法，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立法，就不難理解，在規制法律的過程中，每一步都很關鍵，每一步都意義重大，每一個細節都驚天動地。

　　法律不僅調整社會生活，它同樣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侵權責任法的制定過程，也正是中國人權利意識高漲的時期，侵權責任法的發展走向，體現了一個國家立法政策的價值取向和法律文明的發展程度，決定著民法乃至整個法律文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