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現場

　　氣候問題就像一盆冷鍋魚

　　一輛銀灰色的法拉利撞在了峭壁邊的樹上，高速撞擊使得跑車擠壓成一團彎曲變形、冒著灰煙的鐵皮疙瘩。但駕駛座上空空如也，汽車的主人死不見尸。

　　就在一個半小時前，他撤銷了即將捐助給一個關注氣候變化的基金會1000萬美金。他的律師調查得知，這個基金會與極端環保恐怖組織聯系密切，涉嫌在一些地區“制造”環境災害，以促使民眾相信氣候變暖并從中獲利。

　　 美國作家邁克爾·克萊頓因為寫下如上情節而身陷輿論漩渦。這位《侏羅紀公園》的作者一度以“非凡”和“高雅”著稱。2004年的這本名為《恐懼狀態》的小說卻為他招來罵名。氣象學家稱小說“通篇錯誤百出、誤人子弟”。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一次氣候變化會議上隱晦地嘲諷說：“地球正在發燒。如果你的孩子發燒了，醫生說你必須采取治療，你會說‘我讀過一本科幻小說，它告訴沒事’嗎？”

　　克萊頓的故事并非完全胡編亂造。一直以來，對氣候變暖說的各種質疑就存在，其中也不乏陰謀論的說法。2009年11月17日，對氣候變化研究的全球領先機構──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中心(CRU)的郵件系統被黑客攻破，往來于多位氣候學家之間的郵件被公開，部分郵件內容使人懷疑科學家通過操縱數據、偽造科學流程來支持他們有關氣候變暖的說法。

　　小說中的虛幻場景，突兀地成為人們所不愿意面對的現實，區別只是不那么鮮血淋漓。

　　氣候門丑聞震撼科學界

　　被公之于網絡的，大約有1000多封郵件和3000多份文件。其中一些內容極為有限，沒有上下文背景的對話使人們懷疑不利于證明氣候變暖的數據正在被視而不見。比如在一封寫于1999年的郵件中，CRU主任瓊斯就難掩得意之情：“我剛完成了一個戲法。我在圖表的最后加上了近20年來的實際氣溫，這樣氣溫下降的那一段就被遮蓋掉了。”

　　而另一封寫給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氣象學家邁克爾·曼的信中，瓊斯直斥經濟學家麥克特里克和氣候學家米切爾斯的一篇論文為垃圾。論文的主要觀點是氣象站的數據會受社會、經濟等外界因素影響而被篡改，這些因素可能來自政府對GDP的追求和氣象站工作人員的受教育程度等。

　　信中，瓊斯表示無法忍受這篇論文出現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里。“為此，我甚至不惜重寫‘同行評議研究綜述’。”字里行間，他吐露著自己的不滿。

　　“從泄露郵件里的一些言語就可看出支持氣候威脅論者在‘黨同伐異’：他們拒絕與懷疑論者共享數據，操縱破壞原始數據，威脅持分歧意見的科學家，抵制不利言論。”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評價道。

　　作為一部分英國議員的科技顧問，理查德·考特尼認為自己就是“被伐去”的異見分子。5年前，他曾為一樁數據處理問題與CRU的成員起過爭執。在一封郵件里，他直言牛津大學大氣、海洋與天體物理系主任邁爾斯·艾倫對數據的過濾“進去的是垃圾，出來的還是垃圾”。

　　在那場爭執中，考特尼反對艾倫在制作圖表時將缺乏數據的年份直接抹去，因為那樣“可能誤導人們對趨勢的判斷”，但艾倫和他的同伴們堅持并非捏造數據。爭論的結局是艾倫獲勝，而考特尼此后與CRU再無往來。

　　面對突如其來的討伐聲浪，11月23日,瓊斯通過官方網站承認郵件的真實性，但同時認為“截取上下文不完全披露的做法反而導致了誤解”。

　　他將“戲法”前后的兩張數據圖一并公之于眾。圖片上，“戲法”前的三條溫度曲線都在20世紀中期走勢平緩，其中一條還有明顯下降，看不出氣溫升高的征兆。“戲法”后，三條曲線在20世紀最后一個10年里陡然上升。

　　瓊斯并不覺得自己這樣做有任何問題。“氣候重建模型的時效性很差，無法反映最近幾年的氣溫變化。”他將1981以后的實測溫度曲線與氣候重建模型曲線加以疊合，最后得到了氣溫有上升趨勢的效果。“戲法這個詞是我們之間常用的，指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不是什么作弊。”

　　一名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在看了CRU公布的資料后也認為，氣候重建的年份里，人類活動還未像近年來這樣頻繁，而實測的才是近年的數據。

　　“光看氣候重建無法說明問題”，他分析道，“將氣候重建得到的溫度和儀器得到的溫度曲線疊加才能看出溫度變化的趨勢。”

　　IPCC亦適時站出來對老搭檔表示支持。12月3日，委員會主席拉帕察烏提公開回應“氣候門”事件，稱委員會有一套非常清晰和復雜的程序，足以保證任何人不能在遞交的報告中做手腳。他意有所指地額外強調，“即便是在‘同行評議研究綜述’上做手腳都不現實”。

　　無論如何，這次氣候門事件還是引發了氣候學家的信任危機。美國和歐洲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對氣候變暖的懷疑論呈現上升趨勢。《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11月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72%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全球變暖正在發生，該比例低于去年80%的數字。但即便是在那些承認氣溫在升高的美國人中，仍有人不愿將此歸咎于人類。

　　哥本哈根會議必然失敗

　　兩派爭論不休之際，哥本哈根世界氣候變化大會于12月7日開幕。

　　會場上，海岸倒退、湖水枯竭的照片掛滿走道，時不時有呼吁保護環境的非政府組織(NGO)打出呼吁減排的標語；會場外，志愿者打扮成北極熊的模樣，舉著“北極熊需要我們”的標語，默默站在夜色中抗議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冰雪消融。

　　不過，細心的記者發現，被放進場的NGO清一色都是關注氣候變暖、要求發達國家減排的。沒見著那些質疑氣候變暖、支持發達國家的NGO，他們彼此間開玩笑說，“丹麥沒給簽證”。

　　本以為會給大會帶來巨大尷尬的氣候門事件似乎并沒有太多人關注。目光更多被聚焦在一份名為“草案27119”的文件上。這份傳說中的“丹麥文本”僅供美國、英國、丹麥等發達國家內部秘密交流，已經擬好了大會議程需要討論的所有基本條款，只有具體的實施時間有待填空。

　　“丹麥文本”的曝光不啻為引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戰爭的導火線，大會氣氛急轉直下。12日，哥本哈根市內爆發巨大的環保示威游行，幾乎所有的NGO都傾巢出動，超過10萬人涌上街頭。

　　與此同時，氣候變暖質疑方的排頭兵考特尼也迎來信任危機。這位“考特尼博士”被指“其實沒有任何學術背景”。英國網友發現，上世紀90年代初，他是國家煤炭局的一名工程師，同時身兼英國煤礦管理協會發言人和“國際煤炭交易網”編輯。

　　一時間，氣候門仿佛又有了新的發展方向。盡管考特尼替自己辯解稱“這都是10年前的事了”，但輿論已不再像3周前那樣傾斜。

　　“你不覺得其實整個事情完全就是一個操縱多國關系、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借口嗎？”嚴曉瑋悲觀地反問記者。作為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中國青年代表團的成員，25歲的她和一群年紀相仿的伙伴一同舉著上書“就在當下，沒有別的辦法”的橫幅，參與到這次大會游行中。

　　在她看來，氣候問題“這口鍋里”擠進太多的東西──環保人士、科學家、政客、商人，里面熱火朝天，外人不明所以，仿佛一道重慶名菜“冷鍋魚”，魚很熱，鍋很冷。

　　“問題的關鍵在于利。”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沈丁立認為，只要氣候變暖的嚴重后果還沒有降臨到自身，每個國家身后都有足夠的空間用來博弈。

　　“哥本哈根會議必然是失敗的。”他干脆地給大會判了死刑，“當然，他們可能無法承擔失敗的責任，所以會在最后弄出一個沒有約束效力的框架協議。”

　　我不需要裝腔作勢的字眼

　　其實，正如《自然》雜志所評論的那樣，客觀地讀過這些電子郵件后就會發現沒有什么能夠支撐反對者的“氣候陰謀論”。科學與發展網絡主任大衛·迪克森甚至認為，這些郵件來往本來可以提供一個展示科學是如何產生的機會。

　　“但郵件里有一些詞語很不好，氣候懷疑論者完全可以利用它們來混淆視聽。”德國科學家約亨姆·馬羅茨克認為。另一位堅定支持氣候變暖的德國氣候學家漢斯·馮·斯多赫也委婉批評了CRU的一些做法：“他們不愿意公開數據或者同其他研究者分享，這違背了科學的基本原則，使得一切更像是玩弄權術。”

　　時至今日，大多數科學家仍然選擇相信人類活動造成氣候變暖。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北京代表處淡水項目主任馬超德坦言，自己曾多次與科學家和決策者討論氣候問題，也有人并不相信氣候變暖，“但冰川退縮、土地退化是不容否認的景象”。

　　這和嚴曉瑋樸素的經驗主義相吻合。幾乎每年都去高原地帶的她，近兩年明顯感覺到雪線退得很快，“可能再過幾年，看雪山真的會變成一種很大的奢侈”。

　　一個多月前，WWF對外發布了《長江流域氣候變化脆弱性與適應性研究》，報告花了兩年半到三年的時間完成，搜集了過去50年來長江流域氣候變化的數據。但50年中并不是每年都有清晰的數據，遇到難以銜接和彌補的缺口，只能選擇用“科學的方法計算”。

　　“天氣預報都不一定準確，對氣候趨勢的預測肯定具有不確定性。”但馬超德堅持，世界任何國家都應該采取對策采取溫室氣體的排放，因為做過努力，不論未來氣候變化的程度如何“都不會后悔”。

　　“我們已經試過不控制碳排放會怎樣，”沈丁立的解釋則更為通俗易懂，“為什么不去試一試控制、減少碳排放會怎樣？”

　　虛擬世界中，那位調查極端環保恐怖組織的律師最后也投身環保。“我不需要裝腔作勢的字眼。”飛機掠過霧靄沉沉的加利福尼亞海岸線，年輕人想著，怎么實實在在去保護一片原始地帶。(記者 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