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5名遞交《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的北大法學學者接到邀請，參加16日由國務院法制辦舉辦的座談會，研討《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與之同時，14日，北京律師呂國華也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建議函，建議撤銷《拆遷條例》并進行“拆遷立法”。

　　其實，5位法學學者的建議，找到了問題的所在。拆遷糾紛頻仍，可以追溯的根源就在于法律救濟管道的缺乏以及違憲(法)審查的有名無實。相信關注過拆遷新聞的人都還記得，早在《物權法》尚未通過之前，“拆遷條例”的修改程序其實就已啟動了。《物權法》通過之后，“拆遷條例”的修正案更是曾被提交討論，只是，這項備受關注的修訂“死”于龐大的地方利益和行政利益阻礙。

　　在《立法法》和《物權法》都確認了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的基礎之上，更在行政體系內的自發力量難以校正“拆遷條例”的現實之下，“拆遷條例”的修正與否實則意義有限。有意義的是，擁有憲法監督權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能否基于違憲(法)審查機制宣布有違上位法的“拆遷條例”無效，進而，由全國人大或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另行制訂并通過一部“拆遷法”。

　　5位法學學者建議的終極目的就在于“激活”違憲審查機制。當年“孫志剛事件”之后，當時國務院主動廢除了“收容遣送條例”，而不是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此項法規違憲。六年后，正如《人民日報》所評論的，希望“悲劇性的個案最終能推動制度的進步”。但若沒有作為他律機制的違憲審查對行政法規的違憲(法)與否作出截斷并進行處理，新的法律沖突注定還會層出不窮。

　　值得關注的另一面在于，呼吁終結“拆遷條例”源于民意，卻鮮見全國人大代表據此提出相關立法議案，并使之進入立法審議程序。5名學者與北京律師的“建言書”也算是一種民意表達，但僅有民意的自我表達是不夠的，關鍵還在于民意是否能進入代議機關，并最終形成法案。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