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深圳百余農民工為爭取塵肺病檢查而艱難維權的事件，揪著人們的心。這些來自湖南張家界的工人，由于在工作中常期吸入大量粉塵，多人經普通醫院檢查被疑患塵肺，但因無法提供工作證明和勞動關系，至今檢查受阻。目前，要求塵肺病診斷的工人人數已上升到149人。除了18位可以提供如勞動合同、社會保險、工資發放表等直接材料的工人，還有110人無法接受職業病診斷。這110人曾要求甚至哀求過各自的老板為他們提供工作證明，但不是置之不理就是遭辭退。(12月13日中國之聲)

　　之所以關注深圳這些農民工的命運，是因這樣的事絕不止發生在深圳一地。要想到職業病醫院看塵肺，首先必須有用人單位愿自證其罪，這個曾將張海超逼上“開胸驗肺”之路的規定，如今依然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為此，不得不悲觀地設想：假如這110位農民工始終無法證明自己和企業的勞動關系，又該怎么辦？他們難道只能默默等待死亡？又或者，被迫用比“開胸驗肺”更慘烈的維權方式，再次刺激社會的神經？即使將事情想象的樂觀一些，經過漫長的法律維權途徑后，這些農民工最終得到了職業病醫院的收治，可他們的疾病等得起嗎？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迅速確認他們是否患有塵肺，這樣的塵肺又是否工傷，就成為問題的關鍵。如今，除了極少數農民工有直接材料，證明自己有企業的勞動關系，絕大多數農民工沒有相關證據，這正是使他們陷入困頓的重要原因。怎么辦？一方面是漫長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是可能日益嚴重的職業病，任何消極的等待，對農民工的生命健康都是威脅。因此，人性化的做法應該是：一邊立即診治疑患塵肺農民工，一邊繼續現有的法律維權程序。

　　可是，誰來先行托底確診他們是否患有塵肺？依靠農民工本人不現實，他們中的不少人，連在深圳的基本生活費都沒有，而只好抱病返鄉。依靠被訴企業也不現實，就目前而言，即便是有直接證據材料的18名工人，也由于企業方均否認與他們存在勞動關系，致使仲裁庭難以裁決。顯然，基于“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在相關法律裁決正式出來之前，事發地政府恐怕應先行托底確診農民工們的病情，讓這些農民工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下一步的有效索賠與治療。

　　法律的維權之路或許將漫長而艱難，政府的道義和責任關懷卻應及時而溫暖。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政府都有責任和義務在自己的納稅人陷于困頓之時給予緊急救助(況且，其中一部分將來確診是工傷的，政府還可以向相關企業追索損失)。同時，在政府先行托底確診職業病的同時，也要盡最大努力尋找相關證據，最終使問題在法律層面上得到解決。只要真正盡了最大的努力，相信很多證據會逐漸浮上水面。而從目前來看，事發地政府的調查力度和救助力度，都還遠遠不夠。

　　推而廣之，今后再遇到類似事件，當弱勢群體在維權困境中面臨生命健康威脅、卻得不到救濟時，建議政府部門都要及早介入，主動承擔相關責任，并且讓這種救助成為常態。不讓每一個不幸的弱者，因責任扯皮與經濟困難而陷于無望等待的絕境，不讓漫長的法律維權之路，成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是文明之本。當然，也很有必要提醒：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弱勢群體，也要有強烈的證據意識，包括領工錢的條子、進出工作單位的門卡、開會簽到的記錄等，都可以證實事實上勞動合同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