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通報了拆遷戶點火自焚并死亡事件。據介紹在拆除胡昌明違法建筑時，胡昌明前妻唐福珍及親戚10余人進行阻撓，相持近3小時后，站立于樓頂平臺樓梯井頂端的唐福珍情緒失控，向身上傾倒汽油并用打火機點燃，后經搶救無效死亡。(12月3日《西安日報》)

　　不是被逼至絕路，不會選擇自焚；不是絕望，不會情緒失控。在訴求渠道不暢，自己財產得不到合理保障的語境下，拆遷戶無奈地選擇與房俱焚。自焚背后讓人感覺絲絲蒼涼、陣陣心痛。痛定思痛，不禁要問，為何拆遷問題非要走暴力之路？如何讓拆遷雙方的利益得到充分的博弈？怎樣創設法律化維權之渠道？

　　理性探究一系列“拆遷大戰”之因，不難發現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制度問題，分析起來，至少有以下三種表現：

　　首先，拆遷雙方對補償安置標準的理解較難統一。以拆遷評估為例，金牛區有關方面考慮到該建筑體量及投資較大，擬參照當年土建成本給予適當的補償，而通常市場評估價是參照地方商品房的現在市場價評估，當地政府用10多年前的標準來補償，這似乎不大合乎情理。這就導致拆遷評估與老百姓心理預期差距較大，結果拆遷雙方“談不攏”，拒絕在拆遷協議上簽字。在一些發達國家，依照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遷，先是政府給出一個評估價格，如業主覺得不公道，政府會出錢，讓你到市場上隨機挑選兩個權威的評估機構，選擇平均評估價格支付。而在中國很難找到這樣完全中立和獨立的房屋估價機構。

　　其次，沒有一個通暢的訴求渠道。被拆遷戶不能就拆遷補償糾紛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這也是房屋拆遷最尖銳的矛盾。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新寶認為，拆遷補償協議不遵循自愿原則，但在補償安置的方式和數額等方面則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遵循等價有償原則。誠如斯言，政府為了公共利益可通過法定程序決定征收公民的房屋，被拆遷人沒有選擇的自由，但拆遷人和被拆遷人對補償安置的方式和數額有異議時，法律應允許他們之間的拆遷補償糾紛通過司法程序予以解決，這樣可以解決政府既是當事人又是裁判人的問題，緩解被拆遷人和政府之間的矛盾。

　　再次，征用土地使用權缺乏法律支撐。一般來說，在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前，政府如果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開發商，就得從被拆遷人手中購回余期土地使用權。但是我國的拆遷制度并不是這樣設計的，先把土地使用權轉讓給開發商，然后由開發商和被拆遷戶雙方去“協商”，開發商如果向被拆遷戶支付喪失土地使用權損失的費用，等于支付了雙重費用。沒有對征用土地使用權作出相關規定，這的確是相應法律的一個缺口。

　　悲劇的發生，有拆遷戶情緒的失控與拆遷制度的失范的雙重因素，單面突圍不是良策，相互協調、監督、聯動才是務實之舉。只有多管齊下，完善相應標準，健全拆遷相關法律、法規，以聽證會形式放開博弈，才能根治拆遷難的痼疾。□楊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