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30日舉行的羊城論壇上，廣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孫金龍表示，廣州每年有200余名城管被打傷，但在暴力抗法中受傷的商販只有兩三人。對此，廣東省城市管理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鄭奮明表示，流動商販是弱勢群體，往往易引起市民的同情，但一些城管在執法過程中遭受的暴力則往往被社會和市民忽視。他認為，市民對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認識，而不能僅有“廉價的同情心”。(南方日報12月1日)

　　拿城管被打與小販挨打次數比較，并不能佐證城管強勢乃至暴力執法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法治社會中，執法理應有助于化解或避免更大暴力，而不是制造針尖對麥芒，以暴制暴，激化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城管與小販的矛盾糾葛面前，城管日漸孤立化，即便是“廉價的同情心”，也很難贏得公眾的施舍。

　　從各地各取所需的城管制度設計來看，角色功能無一例外與小販天然對立。講究點執法方式的或能和顏悅色，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眾輿論壓力下，廣州城管局長李廷貴才提出城管要學會“跑”的新執法理念。當然，真正面對和顏悅色，視生存為第一要素的小販往往只是形式上支持，不可能真就放棄營生機會。更多時候，無論是動輒擲金不菲的城管豪裝，還是城管警察化，以賦予更大的強制權力，綜其根本，還是冀圖努力塑造城管令小販心生畏懼的威權形象。

　　實際上，在公眾“廉價同情心”的背后，很多人并不愿將自己置于一個被小販喧囂臟亂包圍的生活圈中，之所以對小販抱以同情，皆因對弱勢群體的本能關注。

　　當然不應鼓勵小販與城管刀拳相見，但如果小販沒有合適的環境，而城市管理目標要求愈來愈高，那么小販的營生必然與城管管理目標形成嚴重的矛盾對立。小販的國內特色，實際上承載著太多的社會意義。至少就眼下來看，小販大軍中以進城農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為主。小販的生存狀態到底是怎樣一副真相，許多時候，我們只能做出常識性描繪，真實情況鮮有人深入調查，設身處地地體察關懷。

　　記得廣州城管支隊原支隊長許決華曾認為，“廣州如果不設防，傻瓜都會來廣州。”這代表了城管執法思維主流，實際則是一種自私狹隘的奇謬邏輯。生存的流動性折射現實社會里的各種差距，假如足不離“鄉”便可以輕易實現衣食住用樣樣富足，還有多少人愿意離開妻兒，遠赴他鄉，過著這樣一種時時得提防城管的心驚膽戰的日子呢？富裕無可厚非，但富裕后怎能因一己私利，將那些窮盡努力向社會上層攀爬的底層人物，強行驅趕于生活圈子之外呢？

　　當城管角色與低收入群體的生存越發形成尖銳對立，恰恰反證這一角色功能出現嚴重錯位，有必要從更深的制度層面，重新勾勒設計。厘清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難，關鍵在于我們到底需要城管強力營造出的表面城市光鮮，還是創造能夠令更多人富足的社會環境。一個社會也許難以做到無法完全消除貧富差距，但可以努力為弱勢群體創造更大的生存空間，這理應成為城管角色定位的根本。(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