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星期內，兩個拆遷戶，兩起自焚慘劇。螻蟻尚且偷生，拆遷戶何以就被逼上了絕路？”6年前，被拆遷人朱正亮以自焚抗爭拆遷，我寫下了上述句子。6年后，一個叫唐福珍的成都公民在面對暴力拆遷時，再次以命相爭，震動網絡。尤其令人憤慨的是，當唐福珍不斷用喇叭喊著“可以坐下來商量”，并發出自焚警示時，暴力拆遷依然繼續進行。唐福珍最后“自焚”于樓頂天臺，諸多前來配合拆遷的部門官員或工作人員成了這場悲劇的看客。這還不算，在上海、重慶和成都三地接連爆出的拆遷糾紛中，強拆者有功，抗暴者進班房。

　　6年前，媒體在拆遷自焚事件中呼喚物權法。2007年，物權法歷經八次審議終獲通過。《物權法》對土地征收的規定除限于“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一目的之外，最關鍵之處是明確了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才可以征收。

　　但《物權法》通過以后，立法機關卻似乎并無制定土地征收法或拆遷法的跡象。2001年公布的與物權法相沖突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沿用至今。對被拆遷人而言至關重要的拆遷補償仍然是依照“行政法規”來進行。行政機關由此獲得了“自我立法權”，行政利益法制化的結果，必然是架空《物權法》。

　　衡量拆遷法規是否科學，要看法規調整的是不是行政管理關系。行政管理關系的雙方只能是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即公民、法人等行政管理對象)。拆遷是國家收回土地使用權的活動，由行政機關作為國家的代理人對公民正在使用中的土地實施征收，固無不可。但這種征收必須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國家行為，而不能是包含了商業利益的商業行為。

　　《條例》恰恰存在將本屬于公權力的國家征收權讓渡給商業機構的情況——比如授權給“取得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單位”進行強拆。這實際上是將商業征用混同于國家征用。當開發商搖身變為“拆遷人”時，也就意味著開發商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超越民事法律關系的行政權，原來平等的“商業征用者”與“被征用者”的關系，也因此變成了“行政拆遷代理人”與“被拆遷人”的關系。在不斷上演的拆遷悲劇中，暴力拆遷者多是“拆遷公司”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大多得到政府職能部門的保駕護航。

　　從《物權法》的立法本意看，絕不應授權行政機關為行政拆遷建規立制。對《條例》展開審查，使《物權法》不致落入“無權法”的泥沼，已刻不容緩。

　　摘編自《珠江晚報》12月1日　文/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