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對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李家洼礦難進行了處理，其中，公布的情況稱“為瞞報事故，李家洼煤礦礦主共支付260多萬元用于收買記者”，這一消息再次震驚全國。有輿論呼吁，要公開這些被收買記者的單位和姓名，將真相公之于眾。

　　公眾早已不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消息。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發生金礦爆炸事故，礦主也是隱瞞不報、收買記者。當時，有11名記者收受了繁峙縣當地官員和不法礦主賄送的現金、金元寶。一年多以后，國務院調查組向全國公布這一情況時，輿論也曾追問：這11名記者究竟是誰，供職在哪家媒體，接受賄賂、參與瞞報的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真相？

　　隨后，新華社向社會公開了11名記者收受現金、金元寶的真實情況。其中，有山西當地3家報社的7名記者，還有4名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真相披露之后，新華社公開對涉案記者進行了處理，新聞出版總署吊銷了11名記者的記者證，山西省有關部門也對當地涉案記者進行了處理。

　　但是，記者在礦難中接受“封口費”、被收買的消息卻不斷傳來。2008年7月，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李家洼礦難發生后，隨著國務院調查組的調查工作不斷推進，一些消息開始引起輿論關注。比如，一名記者從山西被帶走后，一些媒體熱炒“記者失蹤”，隨后，發現了這名記者被河北省張家口警方以涉嫌詐騙犯罪拘捕。當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輿論認為：就算記者真的涉嫌犯罪，也不能這樣神秘抓捕。這樣做，對于保護公眾知情權有什么好處？

　　從遼寧西豐警方進京抓記者引發強烈輿論反彈之后，有關部門對抓記者這樣的事情確實有些“投鼠忌器”。當時，張家口警方在回應媒體時，也顯得比較委婉，表示案件是“上面交辦”的。而這名記者恰恰與蔚縣礦難瞞報有牽連。

　　應該說，記者涉案，往往是比較棘手的事情。礦難之后，前去“敲詐”的記者，通常打著某家媒體的旗號，如果東窗事發，此媒體可以不承認記者的收錢行為與己有關。當然，記者涉嫌受賄或者商業賄賂，尤其是具有國家事業單位身份的正式工作人員，可以移交地方檢察機關和職務犯罪偵查部門處理。但有的媒體記者，是“臨時聘用”或者是“廣告經營部門的人員”，如果媒體指認記者拿回的是“廣告費”，是“職務行為”，就很難對其進行司法處理。

　　國務院對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李家洼礦難的處理通報說：“經查明，10名記者涉嫌犯罪，待司法機關作出決定后，一并由黨的紀檢機關、行政主管部門作出相應處理。”對于這樣一起公眾高度關注的礦難瞞報大案，相信有關部門早已作出了縝密、細致的調查。在進入司法程序的同時，不妨將相關信息公開，保證公眾的知情權。

　　同時，與繁峙礦難一樣，蔚縣礦難的涉案記者所在的媒體，能否像新華社學習，勇敢站出來自揭家丑，對自身存在的問題不掩蓋、不推諉、不逃避。蔚縣礦難畢竟已經過去了一年多，移交到司法部門的案件也應該盡早進入起訴、審理程序，讓相關涉案記者在公開、透明的審理中，接受公眾的檢視。根據通報情況來看，在進入司法程序后，國家的廣電部、新聞出版總署也可能會進一步對相關媒體作出處理。不管怎樣，讓所有真相暴露在陽光之下，是社會公眾的需要和時代進步的必然選擇。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