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衛生局副局長稱搭建平臺宣傳防艾，認為敢于面對艾滋不影響城市形象

　　- 對話人物

　　蔣安民

　　大理市衛生局副局長，大理市防治艾滋病辦公室主任。大理艾滋病預防健康促進會名譽會長。

　　- 對話動機　

　　一個大理市政府參與投資的同性戀酒吧，正在籌備中。

　　政府部門為什么會為這樣一個酒吧注入資金？這個酒吧將發揮怎樣的作用？這樣一個由政府注入資金的同性戀酒吧會不會引起社會的爭議？會不會影響大理這個旅游城市的形象？

　　□本報記者 張寒

　　再過幾天，12月1日，由大理市政府投入資金的一個酒吧，將在大理開業。

　　這個酒吧屬于大理的一個NGO組織的項目，它主要是為男男同性戀者提供服務。也就是，這將是一個同性戀酒吧。

　　大理市衛生局向這個NGO組織投入12萬元。其中大部分資金用于酒吧的租金和裝修。

　　26日，大理市衛生局副局長蔣安民說，這個酒吧將是一個防治艾滋病教育的平臺。目的是給同性戀提供安全的知識，讓他們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這個酒吧，主要是蔣安民出面牽頭。

　　蔣安民說，此事經過了大理市委常委的批準，市領導很支持。而大理市衛生局內部意見也很一致，認為這是防治艾滋病的一個很好的途徑。

　　經過了市委批準

　　新京報：什么時候有這個念頭，要開一個同性戀酒吧？

　　蔣安民：2008年底吧。大理有一個專門針對同性戀的民間組織，叫“好朋友工作組”。2008年底，想要把這個民間組織做大做強，所以有了這個念頭。

　　新京報：這個酒吧開在一個怎樣環境中？

　　蔣安民：開在一個交通比較發達的地方。酒吧的名字暫時還沒向我匯報。

　　新京報：這個酒吧是由政府來管理嗎？

　　蔣安民：政府并不管理這個酒吧，只是給了資金。這個酒吧實際上是大理市艾滋病預防健康促進會下面的。這個促進會是一個NGO組織。

　　新京報：政府給了多少錢？

　　蔣安民：12萬。這些錢不僅是給酒吧，還包括給這個NGO組織的其他用途。

　　新京報：這個酒吧多大呢？裝修花了多少錢？

　　蔣安民：100平方米左右，現在已經裝修好了。租金之外，裝修大概花了幾萬塊錢，再加上桌椅等總共加起來在這個酒吧上的投入是10萬元左右。

　　新京報：這筆錢是市政府出嗎？

　　蔣安民：是我們衛生局代替市政府出，因為我們每年都有80萬左右的防艾基金。

　　新京報：當時政府對出這筆錢有沒有一些爭議？畢竟政府出錢開同性戀酒吧還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

　　蔣安民：我們當時向分管的副市長做了匯報，也向市委常委做了專題匯報，因為我們對為什么做這個項目的前因后果做了非常清晰的說明，所以并沒有什么爭議。

　　新京報：是怎樣的前因后果？

　　蔣安民：我們為什么做這個項目，因為首先大理的艾滋病疫情比較嚴重。而在艾滋病的感染人群里，吸毒、暗娼和男同性戀來說都占了比較大的比例。而對于男同性戀來說，很多人還有妻子，這樣會導致艾滋病的大面積傳播。所以只有做好以預防為主的工作，艾滋病的傳播率才能降下來。

　　而開這個酒吧，就是為了給男同性戀一個交往和活動的平臺。有了這個平臺，我們的工作人員才能找到男同性戀，才能給他們灌輸預防的知識，對他們的行為有所干預。

　　敢公開，就不怕影響形象

　　新京報：大理現在艾滋病的整個情況是怎么樣的？

　　蔣安民：作為一個縣級市來講，我們大理已經列入了艾滋病的高度典型地區。我們現在在全國是排名前十位。以前來說，吸毒傳播艾滋病的比例比較高，近兩年，性傳播和吸毒傳播占的比例基本持平。

　　新京報：那男同性戀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多嗎？

　　蔣安民：在全國來說，在性傳播中，同性性行為所引起的艾滋病傳播已經占到傳播總數的32%。而在男同性戀中，感染率已經達到了5.9%，對于大理來說，具體的數字我不便公布。但是相對來說還是不高的，因為之前我們做了大量的類似預防的工作，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新京報：大理的男同性戀的數字大概是多少？

　　蔣安民：我們做了規模估計，在1500人到2000人左右。

　　新京報：大理是一個旅游城市，做這樣的酒吧，是否會擔心影響大理的形象？

　　蔣安民：這個問題，我們政府早就考慮過。我們現在有什么就是什么，不回避，實實在在地干活。我們要敢于向社會公開。

　　說實在的，中國男同性戀的人數在全國有1800萬，哪個地方沒有？只是有些地方不敢承認這個現實。我們也有泰國的經驗，泰國現在艾滋病感染率很高，他們的旅游不是搞得也很好。

　　所以我想只要公開，敢于面對，就不存在影響形象的問題。

　　微利經營，對外不提“同性戀”

　　新京報：這個酒吧的運營方式是怎樣的呢？

　　蔣安民：酒吧還是以商業的模式來運營。政府出的錢只是為了幫助他們把這個酒吧建起來，之后政府就要慢慢從這里面解脫出來，政府不可能每年都給這么多錢。以后就需要他們自己的力量來運作下去。

　　新京報：酒吧的酒水都會按照市場價格來定嗎？

　　蔣安民：我想要依靠酒吧有一些收入，但是只能是微利，比如，一塊錢進的酒，賣一塊五就可以了，不能像有的酒吧一樣成倍的翻。畢竟這個酒吧還是一個NGO組織下面的。只要能維持志愿者有一點收入，維持酒吧的正常運營就可以了。

　　新京報：你覺得會有男同性戀作為顧客過來嗎？

　　蔣安民：會有的。之前的“好朋友工作組”已經培養了很多男同性戀的骨干。他們已經有這類運作的經驗了。我們這些骨干分布在各個鄉鎮，這些骨干都是在男同性戀的圈子里比較有號召力的人。我們通過這些骨干把男同性戀吸引到酒吧里來。

　　新京報：如果大家都知道這個酒吧是同性戀酒吧，這樣會不會讓很多人不敢來？

　　蔣安民：我們對外宣傳的時候不會說這是個同性戀酒吧。而這個酒吧的外觀也是和其他酒吧完全一樣。我們也接待其他客人，知道這個是同性戀酒吧的只有我們內部的人。

　　以后如果這個模式成功的話，我們還會推廣到暗娼和吸毒人群，而不僅僅是男同性戀。

　　以前最難是找到“他們”

　　新京報：有了酒吧這樣一個交往平臺，會不會反而促使同性戀增多？

　　蔣安民：不會的。同性戀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不會因為你搭建了一個平臺，他們就增多或者減少。

　　另外，我們會很注意宣傳和教育。而且在酒吧里堅決不允許發生性行為。

　　新京報：這些同性戀會不會排斥我們對他們的一些預防教育？

　　蔣安民：我們工作人員一般不直接出面。我們先把骨干培訓好，如何采取預防措施之類的。然后由這些骨干再培訓其他人。只有到了有人需要專門的咨詢和監測的時候，我們的工作人員再為他們提供專業的服務。

　　新京報：防艾，對于男同性戀，難點在哪里？

　　蔣安民：比較難的就是找到他們，找到他們才能向他們灌輸預防的知識。在大理，農村的男同性戀的人數是比較多的。

　　他們一般都有妻子兒女，所以男同之間非常隱蔽，只有在趕集的時候互相約好地點，偷偷的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回家之后又過正常的性生活。所以要想對他們進行培訓和宣傳，首先就是要找到他們。而酒吧就是提供這樣一個找到他們的場所。

　　新京報：用酒吧來聚集同性戀，是我們防艾工作的一個首創嗎？

　　蔣安民：其實云南有很多類似模式，在昆明有的是租了活動平臺，比如通過攝影、音樂把同性戀聚集在一起。而大理這邊，大部分是農村的，攝影、音樂這種手段不太好用，喝茶聊天對他們來說還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報：還是有一個疑問，政府出資開同性戀酒吧，會不會怕社會輿論會有不同的聲音？

　　蔣安民：我們出資是不向社會宣傳的，也是有這方面的考慮。為什么不是我們政府直接出面去做這個酒吧，而是交給NGO組織來做，也是這個原因，政府還是在幕后的。

　　其實我們做這個酒吧，去預防男同之間感染艾滋病，起到的效果是非常大的。如果出現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我們每年光抗病毒的藥物的花費就是兩萬元。如果我們把男同性戀的預防工作做好，減少發病率，我們的12萬的投入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從2004年開始我們對男同的這種干預，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所以我相信開這個酒吧會有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