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丹鳳縣高中生徐梗榮8個月前被刑訊逼供，終于由此前的“民間傳聞”而成法庭認定。

　　徐梗榮死得很慘。傷痕累累，腹中無食——甚至沒人說得清，對這位曾經想考體育專業的強壯少年而言，究竟哪一處傷痕才是致命一擊。殺死徐梗榮的，是丹鳳縣的公安人員，以訊問的名義——這是此案最令人發指的關鍵所在。

　　更令人發指的是，丹鳳縣警察“作案”時的理直氣壯，甚至是不可一世的囂張。拘人而不通知家屬，居然聲稱“不通知你們是好事兒、通知了就是確實有事”；刑訊逼供之時，放話“我們既然把你帶來，就絕對不可能讓你出去了”——這樣的口氣，與黑社會老大無異，然而，它出自代表公權力的公安人員之口，令人瞠目。

　　如果徐梗榮沒有猝死，而是像他的另一個同學那樣被警察折磨受傷，以至于無法報考他心儀的體育專業，想必丹鳳縣公安習以為常的辦案手段，還將延續下去，這個可怕的蓋子，也仍然在囂張的氣焰中繼續被死死地捂住。

　　那么，在全國，究竟還有多少個“徐梗榮”在刑訊逼供中苦苦掙扎？

　　徐梗榮早已不是孤例！究竟還需要多少鮮血和生命，才能終止刑訊逼供，終止“徐梗榮”們的枉死？

　　刑訊逼供之毒害，在司法界和領導層，并非無人洞悉。早在2005年，以糾正刑訊逼供為重點的專項偵查監督活動，就曾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的年度重要任務。在今年春在京召開的人權研究與人權教育座談會上，就有專家痛心疾首地談及我國羈押制度存在嚴重漏洞，一些看守所“牢頭”“獄霸”猖獗，內部管理松散，遭羈押人員人權保障現狀堪憂。

　　是的，人權教育！首先應當接受人權教育的是誰？從徐梗榮等人的枉死來看，是公檢法人員，是公權力的執行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人民警察不得有“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人犯”的行為。法律如此明晰，何以刑訊逼供在各地屢有發生？

　　難道相關執法人員都是法盲，需要進行普法宣傳？恐怕未必。關鍵可能在于三點：第一，刑訊逼供在斷案中十分“有效”，犯罪嫌疑人“招了”，案子于是告破，豈非皆大歡喜？據說毛澤東早在70年前就說過，“堅決廢除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然而找證據多麻煩，一打就招多省事兒，無需任何技術含量及智力含量。第二，是刑訊逼供的風險成本不大。一般而言，只要稍微拿捏好分寸，別把人整死，一般不會東窗事發。不是逼急了，誰敢向警察叫板呢？這樣的心態在一些“不法”的執法人員中，頗為普遍。失去限制和監督的權力，幾乎是必然地滑向“不法”的深淵。第三，執行公權力的一些人心中，人權概念極為淡漠，視草民如草芥，警察是天，百姓是地，更不要說被他們猜疑的“犯罪嫌疑人”。中央三令五申，要以人為本，要致力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于他們都輕如鴻毛。

　　根治刑訊逼供，也要三招制勝：斷案重證據不重口供，凡刑訊逼供者堅決依法懲治，在公檢法人員中嚴肅開展人權教育。 （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