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就是富于創造的民族。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贊揚說，中國古代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改變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遺憾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國屢次錯失科技革命的機遇，逐步從世界經濟科技強國的地位上淪落了。回想一下近代以來的歷史，我們有過四次發展機遇。第一次是當歐洲工業革命迅速發展的時候，我們正處于所謂“康乾盛世”。康熙61年、乾隆60年，加上中間雍正13年，一共134年，當時的清王朝沉緬于“天朝上國”的盲目自尊，以至發展到發布“禁海令”，關上了中國通往世界的大門。對于國外的科技發明，稱之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由于滿足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對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麻木無睹，錯失良機。第二次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清朝的大門，洋務派發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對近代科學技術認識的膚淺終告失敗，使中國又一次喪失了科技革命的機遇。第三次是20世紀上半葉，由于軍閥混戰及外敵入侵，使中國失去了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的機遇。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建立的寶貴科學技術基礎受到很大的破壞，我們又失去了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機遇，使我國與世界先進科技水平已經有所縮小的差距再次拉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中國再不能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須密切關注和緊跟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贏得主動、有所作為。

　　去年9月以來，百年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遭受了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挑戰。這場危機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擴散速度之快，超出了人們的預料。中國經濟也受到嚴重的沖擊，主要是外部需求萎縮，產能過剩凸顯，一些行業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失業人員增多，經濟增速明顯下滑。我們及時果斷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堅持把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基本立足點，努力做到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政府調控與市場作用相結合，促進增長與改善民生相協調，全面實施并不斷豐富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比較快地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的態勢，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短期的困難和長期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越來越艱巨，資源環境的制約越來越突出，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的壓力越來越大。只有加快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我們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因此，在經濟積極向好的趨勢得以鞏固的時候，應該而且必須開始考慮長遠的事情。長遠的事情是什么？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科技和教育。要使中國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須有強大的科學技術力量，有一支富于創新的人才隊伍，這是中國發展的后勁之所在、力量之所在。

　　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危機往往孕育著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創新，推動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提供新的增長引擎，使經濟重新恢復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誰能在科技創新方面占據優勢，誰就能夠掌握發展的主動權，率先復蘇并走向繁榮。1857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第一次波及全球的生產過剩危機。這次危機引發了電氣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內燃機和電動機逐步取代蒸汽機，創造了電力與電器、汽車、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興產業，同時大幅提升了機械、冶金等產業的發展水平，工業文明成為世界發展的主流。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20世紀最為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引發了電子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電氣時代進入電子時代。電子產業迅猛發展帶動了一批高技術產業崛起，推進了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世界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新時代逐步到來，有別于以往工業革命的新型人類文明形態正在形成過程中。面對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各國正在進行搶占科技制高點的競賽，全球將進入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振興時代。美國提出，將研發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這一歷史最高水平，力圖在新能源、基礎科學、干細胞研究和航天等領域取得突破；最近又兩次提出美國科技的主攻方向，包括節能環保、智慧地球等。歐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將投資1050億歐元發展綠色經濟，保持在綠色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英國從高新科技特別是生物制藥等方面，加強產業競爭的優勢。日本重點開發能源和環境技術。俄羅斯提出開發納米和核能技術。我們必須目光遠大，把握機遇，在這場競爭中努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